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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三種制度各有優缺點，所以東漢以后的歷朝歷代，多數混雜使用——當然啦，肯定會以某種兵役制度為其主體。在裴該印象中，中原王朝最能打的時代，就是所謂“強漢盛唐”，漢代暫且不論，唐代武力之盛，其實也只表現在前期而已，即“府兵制”尚未崩潰之時，以及募兵制初起之日。

    所以他本人比較傾向于“府兵制”，也即帶有一定前提條件的征兵制度。府兵之所以可用，最主要的就是保證分田到位，存在相當規模并且穩定的中富農階層，這在大亂之后，土地重新分配，新的兼并潮流尚未激化之時，是最容易造成強兵，并不增加國家財政負擔的好辦法。

    當然啦，就目前而言，普遍征兵尚不能提上議事日程——關中流民多數屯墾，有多少財力富裕，可應國家征召的“義務兵”呢？自漢末三國以來，其實軍隊的主體都是募兵和世兵，至于裴該之崛起，也不能外。

    但是募兵實在太費錢了，裴該長久以來心心念念的“十萬強軍”，回回都因為財政窘迫，被迫收手，再考慮到既然承諾三五年后便分田地，則募兵的補充兵源將會日蹙，普遍征兵必將提上議事日程。則為補將來征兵制之缺陷，就不得不考慮集募兵與世兵為一體的“六郡良家子”，以充作軍隊主力了。

    本來這事兒也不急，他不相信自己在一輩人的時間里，打不贏石趙——起碼石勒用不了二十年就得先掛了——平定不了中原。且待中原大定，準備用武于異域之時，再考慮更改兵役制度的問題也未必為遲。但正好諸將提出懇請，裴該又得到荀灌娘的啟發，乃將造成“六郡良家子”之策，先期提上議事日程。

    由此建議諸將，你們都改籍！

    什么河間人、河內人、南郡人、下邳人，舉凡我軍中將士，都可以更籍到關中，或者河東、平陽來。尤其是關中，本來一流高門就不甚多，那些二三流家族，你們還怕以自身的武勛，不能傲視他們嗎？

    改籍之后，哪怕將來子弟從文，原籍的中正品評也管不到你們啦——雖說因為天下大亂，各處中正品評往往虛設，更易純靠家門得官——都得走我行臺的考試制度。而且我轉頭就請人做一部《勛將錄》，將你們的家名全都開列其上，將來若世世從武，為國家屢立功勛，不但拜侯，拜公都非奢望，比及數世，還怕《勛將錄》不能跟《姓氏志》合流，無論文武，平頭齊尊么？

    對于諸將來說，改籍而歸關中，是他們此前從未想過的好主意；而至于《勛將錄》，不過暫時往臉上涂點兒粉彩罷了，能否真如大都督所言，將來其重要性不亞于《姓氏志》，甚至可以二書歸并，純屬吊在驢子眼前的胡蘿卜，且吃不到嘴呢。

    倘若有士人在此，尤其豪門世家子弟，對此自然會嗤之以鼻——做夢，一票大老粗，就算因戰功爬得再高，也休想與我等并列。什么《勛將錄》，也就你們自己關起門來樂呵罷了。

    即便裴該本人，對此策也并不抱太大期望，起碼在可預見的一兩代人內，都不能如其所愿——想那唐初的關西勛貴，也要一直到武后乃至玄宗朝，才勉強可與關東門閥平起平坐。好在諸將多半無學，泰半被大都督的長篇大論給帶溝里去了，以為此事必成，莫不咧開大嘴，笑個不停。

    當然啦，你若當頭一瓢冷水澆下去，他們也必然會說：“大都督既然籌劃定了，豈能有辦不成的事么？汝見不及此，只是自家目光太過短淺！”

    其實裴該此舉的主要目的，是由此牢牢掌控住自己手下的這些軍將，進而或可形成一票軍人世家，組成一支可以作為軍隊核心層的世兵，以補征兵或者募兵的不足。

    于是諸將紛紛表態，說愿意改籍關中，席上只有陶侃和郭默沉吟不語。裴該注目二人，問道：“卿等對此，有何異議啊？”郭默急忙拱手：“大都督所言，確實是良策，末將只是在籌思，要改籍關中，還是河東、平陽……”

    其實他都已經寫信去給平陽郭氏了，商量攀附之事，此際正在權衡兩套策略，孰優孰劣。終究平陽郭與別家不同，此前其本家太原郭連羯將都肯聯宗，那接納自己也多半沒問題啊。不過正如大都督所言，他們目前對自己可能低聲下氣，將來對待自己的子孫，卻就未必了……而且諸將皆已改籍，且不再提攀附名門之事，若就自己一人例外，怕是會遭到排斥吧。

    所以他只是在平陽和關中之間做考量。倘若改籍平陽，即便不攀附，將來說起來也是“平陽郭氏”啊，甚至可望混淆太原郭氏，有幾個人知道此郭非彼郭呢？

    至于陶侃，終于睜開雙目，朝裴該拱一拱手，說：“明公所謀甚為深遠……于國家或得百年之利，于諸將亦皆有益。然而，侃久居江南，實不慣北地氣候，待得天下大定，終究還是要返歸鄉梓去的，不便改籍。至于兒孫，如明公所言，自有其福，實不必思慮過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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