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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平陽胡亂之時，裴該在長安又在做什么呢？

    這一日非常罕見的，裴大司馬盛排儀仗，親自跑到去北門外去迎人。城內百姓及中下級的官吏都不禁交頭接耳，議論紛紛，不知道是誰值得大司馬如此地屈駕往顧——難道是洛陽有天使前來宣詔不成么？

    有些看熱鬧的遠遠覘望，卻見一乘驢車在幾名兵丁的護衛下沿著道路，迤邐而來。裴該見了，親自下馬往迎，車簾一挑，下來一名老者，顫顫巍巍地便待向裴該行禮，卻被裴該雙手攙住。

    有認得的，當即遙遙指點：“原來是文博先生，怪不得大司馬如此恭迎……”

    這老者正是中州大儒董景道，字文博，此前曾經為裴該編纂過《姓氏志》，但裴該幾次三番請他出山相助，老先生卻總是以自己醉心于學問，無意仕途給婉拒了。因為董景道也知道，當時裴該方致力于破胡定隴，根本沒有精力弘揚儒學，則若自己往仕長安，不過是給人家充門面、抬聲望而已，并不會有什么實際的任用啊。

    但等裴該終于穩定了關中之政，暫時外無強敵，乃開始發展文教事業，為此而再請董景道出山，老先生卻不便拒絕了。

    因為裴該這回請老先生到長安來，是來搞教育的。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教育，傳說時代暫且不論，起碼從周代起，就建立起了原始的官學體系。根據記載，西周官學分國學和鄉學兩種，國學設在王都和各諸侯國都邑內，分大學、小學兩級，鄉學又名序、庠、校、塾等，則分置于王都郊外六鄉之內——不過也有一說，所謂鄉學，不過是鄉老之類聽政、議政的場所，跟學校毫無關系。殆至春秋、戰國，又生私學。

    秦禁私學，而廣官學，不但在中央設博士官，在各郡也普設官學，名為“學室”，作為基礎官吏的養成所。漢代的中央官學更為發達，不但有傳統的太學，還有文藝專科學院“鴻都門學”，有外戚集團創辦的貴族學校“四姓小侯學”，等等。

    至于地方官學，漢初本不設學室，直到文翁治蜀郡，因為蜀地文化落后，乃選派官吏至長安向博士學習，歸蜀后于成都市上辟學舍，不過數年，竟使蜀郡文風可比齊魯。武帝有感于此，下詔“天下郡國皆立官學校”；逮平帝時，正式規定各郡國設“學”，縣道邑設“校”，鄉設“庠”而聚設“序”。

    當然啦，那年月必然沒有國民教育，官學都是為貴族子弟準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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