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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匹磾是在二月中旬幽禁了劉琨的，其后溫嶠南下、北歸，約摸兩個月的時間，時序很快便邁入了這一年的仲夏五月。

    在這段時間里，各方情勢還算安穩，中原地區難得地太平了一段時間。主要是去歲和年初兩場大仗，幾乎把各方勢力所積聚的力量都消耗了大半，亟欲進入一段穩定的積儲期——尤以平陽政權為甚。

    唯一的小規模戰事，發生在河東地區，甄隨既然聽聞祖逖已退羯師，又得了裴該的催促，他便快速進軍，收復了解縣和猗氏，進逼安邑。胡漢在河東郡內的軍事力量齊集安邑，嚴防死守，甄隨攻了數日，見不易下——他本人并不擅長攻城戰——便即轉向，抄掠鄉間，然后南下攻克了茅津附近的大陽縣。

    同時李矩派遣郭誦率兵西出，攻破了王屋山南麓的東垣縣，與關中勢力連成一氣。至此河東郡唯安邑和其北的聞喜、汾陰三縣，尚在胡軍手中。但三縣中豪門大戶，除裴氏外，多數背反，呼應晉軍，導致胡兵不敢出城一步。

    秦州方面，裴粹姍姍來遲，終于抵達了冀縣——裴該懷疑這位叔父是在觀望成敗，估計自己若不擊退胡軍，他絕不肯自涼州南下——與裴嶷交接過了，裴文冀乃得返回長安。裴該遂與裴嶷等人反復商討后，重新梳理了關中的政權體系。

    與劉琨相同，裴該腦袋上也同時戴著好幾頂帽子，手下好幾套班子，只是相互交叉，實際上在一起辦公，并不存在互不統屬的問題，但他仍然覺得如此下去，必然會引發職權不明、人浮于事的問題，因此嘗試統合之。

    原本裴該初建行臺于長安，政治改革的步伐還不敢邁得太大，如今留鎮關中，忽忽已將一歲，加之挫敗胡師，威望正在如日中天的時候，裴嶷因此奉勸：“明公此時不盡更舊制，更待何時啊？”

    尤其這會兒梁芬、荀崧尚在，有什么事兒都方便給你兜著，即便你自己出臺一套新體制，他們也能勸說天子，讓你順利通過。倘若再過幾年，梁、荀總有退休或者改任的時候——以最近祖約逐李容的趨勢來看，朝中的均勢恐怕維持不了太長時間——到時候必然難辦哪。

    于是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劃，正式向朝廷上奏，為了統合關中各部門，行臺仿朝廷制度，新命一套官職體系。

    行臺制度雖然始于魏晉，但當時還不完善，基本上是把朝廷官僚一分為二，行在和行臺各執一部分——而裴該此前卻把整個朝廷系統打包全都給發洛陽去了。在原本歷史上，到了北魏時期，于地方上建大行臺——其實就是后世行省的雛形——大行臺的班子與中央毫無二致，也就是說，大行臺也命尚書，分曹理事，甚至于還可能有中書省、秘書省……

    而以目前的狀況，裴該還不可能那么辦——而且他也不打算那么辦——于是便在幕府名目下，用舊瓶裝了新酒。

    晉制，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府中設長史一人，加兵者，增設司馬一人，皆秩千石；其下有從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再下是主簿、記室督、西東曹掾、戶倉賊曹令史屬等職。裴該仍使裴嶷為長史，陶侃為司馬，分掌民政和軍事；另以裴詵、王貢二人為從事中郎，實掌監察幕府諸事，以及對外情報工作。

    而于長史、司馬之下，則仿效中央，設尚書，分曹理事——當然啦，名字得換一個。

    尚書由臺而省，從內朝轉為外朝，制度是在逐步完善的，此際尚無后世六部之別，而設諸曹——據說漢末曾有人說過，尚書分曹理事，是預示著曹氏當興，甚至代漢……

    尚書初設于秦代，隸少府；漢武帝開始作為內朝班底；漢成帝時始分五曹，其后歷有增減，晉初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而今則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此外，晉武帝還析分六曹為直事、殿中、祠部、儀曹等總共三十五曹，置尚書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如今則省為二十六曹（主要是兵權多外放，尚書省于軍政上被迫縮編），置二十六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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