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鎮河東-《勒胡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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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該不耐煩見韋忠,但仍然存有一絲好奇心,不知道落到這班田地,韋忠本人是什么想法,有沒有什么話要說,因而便遣一部曲前去探問。韋子節聽問,長嘆一聲:“唯求速死耳。”
他也沒什么意愿去見裴該。固然各種罵賊而死的忠臣形象不時在其腦海中閃回,但仔細想想,卻實在沒什么理由、言辭,可以指摘裴該的。
自己本是晉人,附了胡了,倘若見面,裴該自能以此來大做文章。而裴該本來就是晉人,仕晉而戰,天經地義,不違圣人之教,那我又拿什么話來斥責他呢?
罵他不識天時,不明順逆?既為晉人,為晉盡忠,乃至死節,這正是儒家宣揚的忠義啊;關鍵晉在漢先,也不好說他從叛、附逆……罵他不念乃父之仇,仍舊忠誠于司馬氏?則難道關龍逄之子必須背夏,比干之子必須背商么?焉有此理!反倒是伍子胥去父母之邦,為報父仇而引吳兵入郢,在儒家正統觀念里,是應當受到鞭笞的。
所以韋忠表示,我沒啥話可說,但求速死——如今這境遇,比死可還難受哪!
部曲報入,裴該就說,我不見他了——“可即梟首正法!”
話音才落,書記郭璞勸諫說:“不可,韋忠素有義名,殺之不祥。抑且其與尊先公有怨,人或以為明公因私恨而輕戮人……”
對于郭景純前一句話,裴該完全嗤之以鼻——何所謂“義名”,救過一次上官就算“義”了?但于其后語,卻也不禁略略沉吟,隨即就問:“卿以為,將如何處置?”
郭璞拱手道:“今雖大破胡,所俘殺賊將不多,劉雅、卜抽尸已焦黑,難以辨識,實不便獻捷洛陽。何不解韋忠入洛,交由天子正刑可也。”
裴該想了想,此言大是有理,便即首肯。隨即提筆寫下一行字來,命人書于布幔之上,張之囚車前,一路押送韋忠到洛陽去,但逢都邑,都不準繞行,要拿韋忠游街,順便宣揚此戰之勝。
那行字其實也簡單,套用韋忠“棄典禮而附賊后”的話,寫作“棄母邦而附胡后,泯天理而從奸行——河東韋忠”。本來“為虎作倀”是個很合適的詞匯,只可惜這年月還沒有……
處分了韋忠之后,即好言獎勉呂氏族人,要他們先在營中暫歇,自當有賞賜頒下。
所俘約兩萬胡卒,命各將前往甄選,可以挑一部分老實的充入裴軍——主要選氐、羌善騎射者,數量不宜過多,總計在千人上下可也——其余氐、羌,都押去雍州北部和秦州西部,監視屯墾、放牧;大約五千左右屠各、匈奴,則解去礦山做苦役。
一直忙到黃昏時分,裴該這才召聚諸將,商議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最重要的就是:河東咱們進不進啊?
眾將都道,自當趁勝直進,恢復河東,進而一口氣殺到平陽去。郭默就說了:“今態勢大好,胡軍主力盡喪,安能御我?正好直搗賊巢,犁庭掃閭!倘若淹遲,使胡勢復振,必將悔之莫及啊!”
只有才從河西返回的陶侃,對此表達了與眾不同的見解。陶侃說了:“如昔秦在長平敗趙,白起坑殺趙卒數十萬,邯鄲城內,戶戶發喪,當其時也,人皆云趙亡旦夕。然而秦進圍邯鄲,卻久不能下,反為平原君赴魏、楚求援,敗退函谷。
“今日之勢,與此仿佛,胡雖喪敗,石虎見在晉陽,蘷安在上黨,襄國雖遙,亦未必不發援救之師。而我與胡周旋月余,軍資將蹙,安有余力大發兵以向平陽啊?若止遣孤師前往,則必為石虎等所敗。羯奴、胡賊,素不和睦,若逼之急,必相呼應,不如稍釋之,候其自亂,然后進兵,則非獨河東、平陽可得,即并州亦有望收復。
“且劉粲雖敗,尚有胡兵占據夏陽與夏、郃間山口,還須調兵往攻。當此時也,實不宜用重兵于河東——明公慎思。”
最終討論的結果,是命陶侃去討伐馮翊北部之胡,同時調派部分兵馬分駐河東,控扼渡口,鎮定蒲坂,再看情勢、等機會,以便收復河東其余縣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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