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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該不耐煩見韋忠，但仍然存有一絲好奇心，不知道落到這班田地，韋忠本人是什么想法，有沒有什么話要說，因而便遣一部曲前去探問。韋子節聽問，長嘆一聲：“唯求速死耳。”

    他也沒什么意愿去見裴該。固然各種罵賊而死的忠臣形象不時在其腦海中閃回，但仔細想想，卻實在沒什么理由、言辭，可以指摘裴該的。

    自己本是晉人，附了胡了，倘若見面，裴該自能以此來大做文章。而裴該本來就是晉人，仕晉而戰，天經地義，不違圣人之教，那我又拿什么話來斥責他呢？

    罵他不識天時，不明順逆？既為晉人，為晉盡忠，乃至死節，這正是儒家宣揚的忠義啊；關鍵晉在漢先，也不好說他從叛、附逆……罵他不念乃父之仇，仍舊忠誠于司馬氏？則難道關龍逄之子必須背夏，比干之子必須背商么？焉有此理！反倒是伍子胥去父母之邦，為報父仇而引吳兵入郢，在儒家正統觀念里，是應當受到鞭笞的。

    所以韋忠表示，我沒啥話可說，但求速死——如今這境遇，比死可還難受哪！

    部曲報入，裴該就說，我不見他了——“可即梟首正法！”

    話音才落，書記郭璞勸諫說：“不可，韋忠素有義名，殺之不祥。抑且其與尊先公有怨，人或以為明公因私恨而輕戮人……”

    對于郭景純前一句話，裴該完全嗤之以鼻——何所謂“義名”，救過一次上官就算“義”了？但于其后語，卻也不禁略略沉吟，隨即就問：“卿以為，將如何處置？”

    郭璞拱手道：“今雖大破胡，所俘殺賊將不多，劉雅、卜抽尸已焦黑，難以辨識，實不便獻捷洛陽。何不解韋忠入洛，交由天子正刑可也。”

    裴該想了想，此言大是有理，便即首肯。隨即提筆寫下一行字來，命人書于布幔之上，張之囚車前，一路押送韋忠到洛陽去，但逢都邑，都不準繞行，要拿韋忠游街，順便宣揚此戰之勝。

    那行字其實也簡單，套用韋忠“棄典禮而附賊后”的話，寫作“棄母邦而附胡后，泯天理而從奸行——河東韋忠”。本來“為虎作倀”是個很合適的詞匯，只可惜這年月還沒有……

    處分了韋忠之后，即好言獎勉呂氏族人，要他們先在營中暫歇，自當有賞賜頒下。

    所俘約兩萬胡卒，命各將前往甄選，可以挑一部分老實的充入裴軍——主要選氐、羌善騎射者，數量不宜過多，總計在千人上下可也——其余氐、羌，都押去雍州北部和秦州西部，監視屯墾、放牧；大約五千左右屠各、匈奴，則解去礦山做苦役。

    一直忙到黃昏時分，裴該這才召聚諸將，商議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最重要的就是：河東咱們進不進啊？

    眾將都道，自當趁勝直進，恢復河東，進而一口氣殺到平陽去。郭默就說了：“今態勢大好，胡軍主力盡喪，安能御我？正好直搗賊巢，犁庭掃閭！倘若淹遲，使胡勢復振，必將悔之莫及啊！”

    只有才從河西返回的陶侃，對此表達了與眾不同的見解。陶侃說了：“如昔秦在長平敗趙，白起坑殺趙卒數十萬，邯鄲城內，戶戶發喪，當其時也，人皆云趙亡旦夕。然而秦進圍邯鄲，卻久不能下，反為平原君赴魏、楚求援，敗退函谷。

    “今日之勢，與此仿佛，胡雖喪敗，石虎見在晉陽，蘷安在上黨，襄國雖遙，亦未必不發援救之師。而我與胡周旋月余，軍資將蹙，安有余力大發兵以向平陽啊？若止遣孤師前往，則必為石虎等所敗。羯奴、胡賊，素不和睦，若逼之急，必相呼應，不如稍釋之，候其自亂，然后進兵，則非獨河東、平陽可得，即并州亦有望收復。

    “且劉粲雖敗，尚有胡兵占據夏陽與夏、郃間山口，還須調兵往攻。當此時也，實不宜用重兵于河東——明公慎思。”

    最終討論的結果，是命陶侃去討伐馮翊北部之胡，同時調派部分兵馬分駐河東，控扼渡口，鎮定蒲坂，再看情勢、等機會，以便收復河東其余縣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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