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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侃預先命劉夜堂率部潛伏營中，關照他說：“胡寇若遣步軍來，是奪我壘，將軍可急退。若遣騎軍來，必為追我，或不及細察營中，將軍乃可起而一搏。”

    晉人留兵斷后，本在情理之中，王騰原先也是有所警惕的，然而他率兵馳近晉壘，營中卻毫無聲息，就此疏忽——要么根本就沒人斷后，要么斷后兵馬未曾設在此處。他急于追趕裴該，不及細查，便即穿營而過，結果被劉夜堂兜抄了后路。

    關鍵此處距離郃陽城并不甚遠，也就二十多里地，晉軍若是沒命狂奔，估計天剛亮就能逃進城中。而自己雖然統率騎兵，終究對于地理并不熟悉，大黑天的，戰馬也跑不快，萬一追不上怎么辦呢？

    因此而立功心切，輕敵冒進，王騰遂被劉夜堂從身后發起猛攻，先是弓弩齊發，繼而挺矛直進，胡師大敗。劉粲聽得前方動靜，急忙再遣兵馬往援，卻已經不趕趟了，劉夜堂在殺敗王騰后，也率所部急急南歸。他才跑出五里地，便又遭遇了董彪所率第二支斷后兵馬，得聞胡兵尚遠，于是并肩而撤。

    裴該這回倒是逃在了全軍之先，在部曲護衛下率先進了郃陽城，也不休歇，當即布置城守事宜。

    旋即陶侃入城，來見裴該，拱手請罪道：“大都督付侃以御胡全任，今日喪敗，侃之罪也，懇請責罰。”

    裴該雖至軍中，但他知道自己的統馭之能遠不能與陶士行相比，所以只管登樓觀陣，具體指揮仍然毫無保留地委任給了陶侃。只是陶侃說該撤了，裴該卻要他再守兩天，也等于是在軍事上有所掣肘啦。

    但陶士行是個精明人，加之性格溫和，向來不愿意得罪上官——在原本歷史上，王敦貶其為交州刺史，他二話不說便上任去了，就沒跟周訪似的硬頂——唯恐裴該心情不暢，諉過于己，所以還是我先端正態度去請罪為好啊。

    裴該趕緊伸雙手攬住陶侃的膀子，說：“日間戰敗，乃力不侔，非陶君指揮無方，何罪之有啊？且陶君早便與我言，軍士疲憊，難以再戰，且若還壘，喪敗必矣。我不聽陶君之言，乃至于此，過失在我，陶君幸勿自責。”

    其實敗退郃陽，也不能說是裴該的責任——即便陶侃說要退，也可不能大白天地正當胡軍便即撤離啊，本來就需要熬到晚間再說。但裴該直接就把責任全都攬上身了，因為他總是覺得，上位者把責任推給下屬，是一件很齷齪的事情。我既然全權委托給你了，就應當無條件信任你，即有失誤，那首先也是我用人不明之過。再者說了，他手下能夠獨當一面的，唯有陶士行，若是因為一場小敗仗便生了嫌隙，反倒更劃不來。

    隨即拉著陶侃于榻上并坐，裴該笑笑說：“我兩日來登樓以觀陶君用兵，獲益良多，稍稍挫折，不足為傷。”

    陶侃很知趣，就附和著問：“正要請問大司馬，于侃之用兵，有何教誨啊？”

    裴該說哪有什么教誨——“陶君當世名將，用兵仿佛孫、吳，然而亦有今日之失，可見云兵無常勝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等等，的是良言。我之獲益有兩，其一，有良將斯有銳卒，有銳卒斯能戰勝，我今不勝，非將不良，實兵卒尚不勇銳之故也……”

    裴軍自從大荔之戰以來，就幾乎沒碰上過什么強勁的對手，導致軍中普遍滋生出了驕橫之氣，裴該作為主帥，多少也受到點兒影響。他甚至會覺得，我只要糧秣、物資充足，靠著訓練出來這幾萬精兵，足可橫挑天下——之所以還容你劉聰父子、石勒叔侄肆虐，不是我打不過你，純屬我糧食不足啊。

    可是這兩日所見，胡軍之勇就不在己軍之下，即便同等數量對敵，都沒有十成勝算，何況兵力不足呢？主要游牧民族往往打小就套馬、射狼，比起那些才剛放下鋤頭不久的晉人來，天生戰斗素質就高，即便屠各和南匈奴上層已經泰半漢化，中下層勇氣未褪、兇焰未除，是不能太過輕視的。

    從前裴該也隱隱地警惕過，不能把敵人想得太簡單，在戰術上必須要重視敵人——否則的話，祖逖之才過于陶侃，為什么在原本的歷史上長年止步于大河以南，竟不能前進一步哪？

    石勒固為當世之杰，但在歷史上，他打敗劉曜就有相當大的偶然因素；劉曜能夠篡竊胡漢，純因靳準作亂，未必劉聰、劉粲父子就遠不如劉曜。那么自己只重視石勒，卻輕視平陽劉氏，合適嗎？

    想想偃師之戰，劉粲先遁，自己又有祖逖相助，才能擊敗劉敷；再想想大荔之戰，劉曜所領多為氐、羌，而非屠各、匈奴之精銳。不能因為自己打敗過劉敷和劉曜，就不把劉粲放在眼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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