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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說了，劉曜南下侵擾，難道就沒有平陽方面的授意嗎？若無平陽之命，即便劉曜敢來，劉虎也未必肯動，這很明顯是對關中地區發起進攻——即便不是全面進攻——的征兆。

    只是，倘若雙方配合密切，當彭夫護才入安定，劉虎方下馮翊之際，劉粲就悍然揮師西渡，則必然對陶侃的大司馬后軍造成強大壓力。陶侃對此已有防范，早便擬定多份預案送到了裴該案前，還計劃萬一戰事不利，便再次退歸大荔，利用牢固的城防抵御胡師，再請裴該將生力軍源源不斷送至前線——甚至于調秦州諸戎從征。

    然而實際事態卻并沒有發展到那一步，劉粲整比劉曜慢半拍，一直要等彭夫護和劉虎全都被擊退，這才姍姍而來。這固然有通訊、交通不發達，相距遙遠的兩支軍隊很難密切配合之故，但其中，難道沒有更深層次的緣由嗎？終究劉粲也不是笨伯啊。

    陶侃因此才說：“劉粲來得甚遲啊……”裴該則站起身來，背負雙手，透過窗欞遙望室外景色，緩緩地，貌似是自言自語地說道：“秋之將盡，寒冬降臨，即便百足之蟲，不死也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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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曜還在做相國、大單于的時候，剛愎自用，獨攬朝政，但當他終于得償所愿，晉位皇太子之后，姿態反倒相對放低起來，肯于傾聽諸多老臣的意見了。這主要是因為此前他主要的目標是擠垮劉乂，此事不可謀之于眾，老臣們也未必肯幫忙出主意；而當太子寶座終于到手，眼瞧著皇帝大位也非遙不可及，似乎再沒有什么人可以搖撼自己的權勢了，劉粲才終于把主要精力從攬權轉向了國事。

    再加河南之敗，以及劉乂“清君側”，多少也給這個年輕人的雄心壯志兜頭澆了一瓢冷水，使其驕焰漸息。

    因此面對嶄新的時局，劉粲便召太師劉景、太傅任顗、太保朱紀、大將軍劉驥、大司徒劉勵、司隸校尉喬智明等重臣商議對策，最終得出的方略是：

    “東用石勒，西撫劉曜，北和鮮卑，南控大河，秣馬厲兵，再謀河南、關中。”

    為此，不但加封石勒為趙公，還拜晉陽守將石虎為征北將軍，封上黨縣公，同時遣使北上，去嘗試與拓跋鮮卑結盟。郁律對此明面上的表態是：“我為晉之代王，終不背晉也。”私下卻暗示可在邊境互市——因為劉琨的敗逃，使得拓跋鮮卑很難再得到來自中原的物資供給，而他暫時又沒有必勝石虎的信心，那就只好跟胡漢商量著討要了。

    由此可見，在局勢基本不變的前提下，拓跋郁律不大可能再大規模揮師南下，且若局勢向胡、羯方向全方位偏轉，郁律也有許盟甚至于向漢稱臣的可能。

    北線既然暫時無憂，那就要嘗試對南方用兵了。劉粲本人是主張自河內渡河，直取洛陽，或者從河東南渡，爭取切斷河南與關中的聯系的，認為唯此才是掏心之策。他說：“若司馬鄴在長安，所在遙遠，或不易取，天幸今歸洛陽，與我止一水之隔。若能再破洛陽，或擒或逐司馬鄴，則南人之氣必墮，皇漢復興可期！”

    但是其弟濟南王、大將軍劉驥卻提出反對意見，拱手說道：“阿兄，今國中糧秣不足，各部人心不齊，不可奢望一戰而敗南軍，只能徐徐侵削之。曩日之所以能破洛陽，為彼重臣不和，司馬越、茍晞相爭，且其時趙公與王彌尚在河南，則即便無寧平城之勝，我圍洛陽，司馬越等亦不克來救。今則不同，祖逖奄有兗、豫，削平割據，裴該鎮守關中，出關而旬日可抵洛陽城下。則若我攻洛陽時，裴該來救，甚或王敦也自荊州北上，其勢危殆……”

    劉粲擺手搖頭，說：“卿等尚以裴該為晉之純臣么？我早便說過，彼歸晉主而留臺關中，是欲自王也。”

    司隸校尉喬智明道：“其唯如此，方才可慮。倘若裴該擁晉主于長安，急受我攻，祖逖未必往救，而必請遷晉主，避之于洛。而今晉主還洛尚不足一歲，豈有還歸長安之理啊？則若洛陽懸危，裴該必不肯袖手旁觀。晉已下詔，使討司馬保，則司馬鄴敗，裴該不能在關中復立司馬保，司馬家余人，聲望也皆不足，彼又豈肯失此大義旗幟，而成為天下之共敵呢？”

    劉粲垂首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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