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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峻于東莞郡內的所作所為，是在溫嶠離開后不久，密報傳到長安來的。

    上奏的并非卞壸，也非郗鑒——那二位都覺得這不算太大的事兒，不必要驚動大司馬，況且我等都在徐州，卻不能加以約束和匡正，反而打小報告，這豈是君子所為啊？

    再者說了，蘇峻密遣部眾下山搶掠之事，終無實證——因為是假冒的盜匪，而且來去如風，不留痕跡，郗道徽并沒能擒住一個。當然啦，身在局中，是個人就能猜到是“公來營”干的——土匪的手法哪會有這么干凈利落？而且只搶錢財、糧食，很少奸淫殺戮？

    ——這就是裴該在軍中嚴行軍法的結果了，無論強奸婦女還是擅殺晉人，同樣都是斬罪，蘇峻受其影響，也終究不敢太過放肆嘍。

    當然最重要的，既是盜匪，你蒙什么面哪？是生怕被人瞧出底細來吧？

    既無實證，卞、郗便不肯將此事上報朝廷或者裴該，以免被人懷疑是同僚間的污蔑、傾軋，有損自家令名。

    但于此同時，卻有另一個人躲藏在陰影中，通過各種渠道搜集全了蘇峻的罪證，遣人密報長安。此人非他，正乃王貢王子賜是也。

    王貢在青、徐之間密布眼線，正在謀劃著把情報網朝黃河以北撒過去——這當然得自己來，不能靠程遐——所以蘇峻的所作所為，必然逃不過他的眼睛。

    裴該得報，不禁大怒，心說蘇子高這是想干什么？這是土匪啊，是軍閥啊！果然跋扈放縱，與史書所載一般無二。我還當歷史改變了，他的秉性也會有所更易呢，不想才剛撒出不去到半年，就原形畢露啦。

    便欲嚴懲蘇峻。不過他也考慮到，終究相隔數千里之遙，行事很難穩妥，若是不慎逼反了蘇峻，就怕徐州將瞬間糜爛——卞壸、郗鑒都沒什么兵啊，而且論打仗，他們也遠不是蘇峻的對手。

    于是便召裴嶷來商議。裴嶷道：“些須小過，文約何必如此震怒？且方命蘇峻出征青州，若急懲處，是逼其反也，不可不慎啊。”

    裴該瞠目道：“蘇峻犯我軍法，豈可不懲？倘若有罪不罰，軍紀如何整肅？況峻之所為，一如割據，豈可放任不理？！”

    裴嶷原本的想法跟卞壸、郗鑒他們是一樣的，覺得不算太大的事兒。這年月武將領兵在外，別說搶掠百姓以充軍實了，就算侵犯長吏、凌辱朝臣，那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嘛，蘇峻才做到哪兒啊。可是聽了裴該后一句話，他也不禁悚然而驚，心說原來如此——

    文約說得對啊，如今我家在東方，只有蘇峻的“公來營”，因為懸遠，所以很難控制得住，則若不能加以約束，一旦他勢成割據，那可如何是好？徐州就完啦，我家在東方失去了立足點事小，動搖軍中士氣人心事大！

    于是忙道：“王貢所奏，貌似為真，然而正如文約昔日所言：堯舜有德，為不偏聽，桀紂無道，專信小人。倘若蘇峻惡行是實，為何卞望之、郗道徽等皆無所奏啊？誠恐尚有內情，或有誤會。今若不加甄別，不允分辯，即罪蘇峻，實非正道。”

    裴該聽了這話，才略略消了點兒氣，心說有理——王貢終是小人，誰知道他會不會故意誣告蘇峻呢？對于特務系統的匯報，我若是不假思索，一律信以為真，那可真要釀成大錯啦。

    “如此，是否先將王貢所奏，傳于蘇峻，使其自辯？”

    裴嶷說不可——“蘇峻方征青州之際，遽得此奏，若所奏為實，必然惶恐，若所奏為虛，必然羞怒，無論是恐是怒，皆于軍行不利。”頓了一頓，便道：“我意當急命司馬，以探查并約束之。”

    裴該于各營都設司馬一職，作為情報官和軍法官，同時也是他個人的耳目，并且在此之上，更要求營司馬能夠宣講自己的理念，協助主將鼓舞士氣，說白了，有點兒類似后世的政委。原本蘇峻率兩千徐州老兵東行，既然給了他一個營的編制，營中也是置有司馬的，只是到徐州后不久，那位司馬就因為水土不服（他本身不是徐州人，而出身關中），一病不起了。蘇峻上報，請求自己在徐州老兵中自命司馬，被裴該當場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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