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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以士人流亡、遷徙過多，各郡國中正亦多缺額為辭，暫停中正品評，恢復漢代的薦舉制度，要求各郡國守相歲舉孝子、廉吏、博學、鴻才，總額二十，各軍帥、佐、司馬歲舉勇銳、知兵，總額十人，均公車送至長安備考。裴該把后世科舉制度的某些條文硬性塞入，凡人才均須分科目筆試（勇銳尚須試弓馬）、面試，不問出身，但看才學，通過者始有為將、為吏的資格。

    其三，丈量田土，核查隱戶，杜絕逾制。此前趁著動亂，很多豪門大族往往多占田畝，逼佃為奴，如今要求他們把逾制的奴婢放為平民，把逾制的田地歸還官府——只是過去為了屯田答應商借的，暫不沒收，以免有朝令夕改之嫌。

    至于家宅、服裝、車馬等逾制之事，裴該則一概不論。對那些有錢且肯消費的人，不論身份、地位，只要你別戴著梁冠、偽造印綬出門，哪怕自己跟家里穿戴起來顯擺過癮，一切隨便。這算是給很多豪門留了面子，作為限田、限奴的補償。

    當然啦，最為擁戴這條新政的，還得說是此前毫無社會地位的商賈。而對商業，裴該唯定鹽、鐵專賣，糧食限價，其余商品可以任意流通，收取交易稅十分之一，各地都不許私設關卡額外征收。

    再懸榜以召擅長農田、水利、畜牧、機械、醫藥等諸技的人才，不論前為工、商還是農人，不分晉、戎，一旦試用有效，便即授予九品職祿，供奉長安。作為“立木賞金”的表率，首先得授為吏的，正是那位吳地商人郁翎。此前郁翎奉命前往梁州購糧，果然陸陸續續運了上萬斛糧谷返回長安來，裴該乃以官品為酬，并賜錦袍。

    他還生怕商賈們害怕政策很快會變，不敢逾越國家制度，所以啊——郁子羽你先把這件錦袍給我穿起來招搖過市吧。

    在《晉律》之外，由裴嶷主持，另外編訂《長安行臺諸事補闕》，對于某些條文加以修改，并且要求各地守相、長吏，斷案根據都要先與《補闕》相合。

    這種種政策，自然會遭到來自下屬的各種諫阻——甚至于裴嶷——對此裴該不厭其煩地加以開導、譬解，說如今關中兵燹初息，正當用人之際，我這才不問門第、出身，廣泛招納人才。當然啦，你們也別擔心，我本身是世家出身，不可能過于傾向寒門的。他還拿曹操作比：“昔魏武數頒《唯才是舉令》，不問細過，但觀才能，待北方初定，始用‘九品中正’，正此意也?！?

    意思是，我這是為了富國強兵而暫時出臺的臨時性舉措，等到天下——起碼關西——太平了，自然要改回舊制，九品中正也必然恢復。

    ——當然了，到時候是否恢復，到時候看情況再說，即便我今天口頭承諾了，將來也可以當做放那么一種不文的氣體。

    裴嶷擔心裴該的步子邁得太大，將會受到世家的抵制，導致政令難以暢行，對此裴該的解釋是：“時不我待，且今日若不行新政，異日恐更將為難……”

    “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給正在蓬勃興起的世家大族以沉重一擊，此后他們只能僑居江南去占田養奴，發展莊園經濟。而在北方，殘存的世族被迫與新興胡漢軍閥聯手，相互妥協，以求共存，一直到北魏時期都不能算真正興旺起來——比起江南世家，屁也不是。

    隋和唐初的短暫和平局面，國家政策從武功日益轉向文治，本來給了這些世家以重振的機會。可惜時移事易，新朝不再需要傍著世族來穩固統治，于是到了武周前后，世家政治終于徹底讓位于官僚政治。

    所以裴該覺得，關西的世族勢力本來就單薄，再經兵燹，如今正是他們最虛弱的時候，況且自己一舉而平定全雍，頗炫耀了一番赫赫武功，則若不趁此時機更制，等到關西世族緩過勁兒來再動手，阻力必然更大。

    裴嶷頗以裴該所言為然——他雖然同樣出身世家，且并無背離本身階層的意愿，但世家也不是鐵板一塊啊，別家衰敗關我屁事，只要我裴氏牢固不搖就成了唄——為此經日籌謀對策。最終在反復考慮之后，前來建議裴該：“昔王莽托古改制，其法雖荒謬，亦頗蠱惑當時；則今文約欲更舊制，亦當有所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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