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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德要在裴該北渡前不久才始跟隨，對于此前裴該的經歷，自然只能“耳聞”了。然而這“耳聞”么，就是裴該自己說的，還把所有可能引發他人懷疑的細節全數抹去了，光留下些光輝燦爛的英雄事跡。當下通過陶德之口向盧志父備悉道來，倒不禁聽得盧志父熱血澎湃，連聲稱贊：“裴使君真烈士也！”

    他就沒注意到，陶德原本并不擅長言談，說話常打磕巴，但一提起裴該的事跡來，卻詞鋒甚健，而且條理清晰，修辭準確，就仿佛瞬間有位演說家上了身一般……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因為這一套全都是裴該逐字逐句教他說的。

    裴該非常關注自身形象的塑造，所以對外交流設定了統一口徑。對于自己身邊的部曲、奴仆，日常就不斷洗腦，等到放出去辦事，還必須經過反復訓導，以防旁人問起——對其奴而問其主，那是很常見的事情啊。

    因而在陶德口中，裴該的形象光輝異常，不但具備了儒家傳統的仁厚、忠誠、謙遜，以及以天下為己任，“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崇高品德，而且還具備這年月高品士并人不常見的愛護下人、體恤屬吏、撫安百姓，等等諸般特質。加上裴該智比諸葛，陷身胡營，把石勒、張賓都玩弄于股掌之上，設計搞死了“屠伯”茍郗和石勒心腹曲彬；南逃建康，硬生生從毫無合作之意的王導、庾亮手中摳出北渡的名位和兵柄來；與祖逖一起中流擊楫，建議本是裴該出的；三言兩語說服卞壸相助，最近又收攬了江南名將陶侃……

    還有，蔣集崗以寡擊眾，幾乎獲勝，惜乎天意不與，馬驚而走，被迫設“空城計”，嚇得支屈六落荒而逃……

    盧志父越聽就越是心驚。

    裴該使“空城計”，你若是說給明朝以后的人聽，大多數情況下，對方不會太當一回事兒——這都是照抄的諸葛孔明嘛，就算沒讀過《三國演義》，也應該聽人說過“三分”哪，實在是胡人太過愚蠢，才會上你的當。但在這年月就不同了，雖然史有所載，文聘就耍過“空城計”，但知道的人很少，故此乍聞之下，難免驚嘆：

    我靠，這也可以啊！這都能想出來啊……這人的膽量得有多大，智謀得有多深哪！

    關鍵在于，士人必修的功課主要是儒家經籍，歷史、故典雖然也往往兼及，但越是年深日久，反倒越會上心去記憶乃至研究，近現代史則少有理會——再加上《三國志》流傳得也還不廣。儒家“六經”中倒是也有史，那就是《春秋》和《左傳》，你若模仿什么“一鼓作氣”、“退避三舍”，估計對方馬上就聽出來本源了。這設“空城計”，在盧志父看來，就是天下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想法詭異到讓人難以致信，偏偏又達成了不錯的效果，怎可能不吃驚呢？

    所以等順利通過冀州，進入幽州地界的時候，盧志父就已經對裴該崇拜得不得了啦，每常慨嘆：“惜乎未能親見此等人杰！若有裴使君在，再加上劉并州、祖豫州，難道說我晉有救了嗎？！”

    王浚雖為幽州刺史，但他的勢力已然深入了冀州，冀州北部多個郡國的守相都是王彭祖所署——南部已經基本上被石勒所吞并了，冀州刺史邵舉被迫把治所從安平國的信都遷移到了博陵國的高陽，就只剩下一個邵續仍然固守厭次。等邁入王浚的統轄區域，盧志父就不便出面啦，而且把為了通過石勒轄地而領取的令牌也貼身藏了起來，得要陶德手持給裴憲的書信去開路。

    不日抵達幽州州治、范陽國都涿縣，守兵再次盤查，這回陶德直接把信封上的印泥給撕了，抽出其中暗藏給王浚的書信，呈遞過去。幽州兵不敢怠慢，急忙引他前往州署，時候不大，王浚傳喚，陶德大著膽子，躬身而入——盧志父就冒充向導，留在了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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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州之主王浚王彭祖，此前在“永嘉之亂”的時候，曾經創建行臺，立藩王為皇太子，打算挾天子以令諸侯。只可惜他距離中原腹地太過遙遠，手底下沒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寶貨，別說荀氏所擁戴的司馬鄴了，就算茍晞所扶持的司馬端，也比幽州預設的皇太子來得名正言順，因而事行一半，便被迫偃旗息鼓，王浚心里極不痛快。

    司馬鄴繼位后，當即遣人策拜王浚為大司馬、博陵公，都督幽、冀諸軍事。但是因為路途遙遠，中間還橫著劉聰、石勒等敵對勢力，使臣反復繞路，花費了一年多的時間才抵達涿縣，而這會兒長安朝廷任命劉琨為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的消息，都早已經傳入了王浚的耳中了。所以王彭祖那就更不高興啦——大司馬、大將軍，名位相若，特么的我跟劉琨不和，怎可以跟他相提并論，不分軒輊哪？！

    在要怎么對待長安小朝廷的問題上，王浚見天兒與臣僚商議，潛臺詞就是：我不打算承認，但沒有理由，你們趕緊給我找個理由出來！這一日，他正在與女婿、散騎常侍棗嵩開小會呢，門上來報，徐州裴該遣使致意——先把書信呈上來，王浚一邊拆看，同時召喚陶德報名而入。

    裴該在信上寫得很客氣，先恭維了一番王浚，然后說我聽聞叔父裴景思在王公麾下，希望王公好好地看顧他；最后委婉地提了提石勒的問題，說此獠豺狼之性，既然已經率軍入冀，就在王公隔鄰，您可千萬謹慎，莫要中了他的奸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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