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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聞奏事是科道言官的權利，一句話概括就是可以道聽途說，不加印證也不必署名便寫成題本送達通政司。

    換言之，這是朝廷給予科道的極大權力，初期對于整肅吏治起到了極佳效果，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這個權力就成了黨爭工具。

    發展到現在，以致于內閣重臣在收到科道彈劾，哪怕明知不符事實，也要向皇帝提出辭職或避居在家等侯調查結果。至于皇帝批不批準則是另一回事，倘若連這態度都不肯做，那重臣所遭受的輿論風暴必然更大。

    因為，這是對整個科道的藐視了，是清流之共敵。

    準確的說，大明朝的科道清流們把控了整個國家的“媒體”，所有的聲音都是從他們嘴里發出。

    而清流的外圍各種讀書社則是“自媒體”，京師一有風潮，各黨外圍隨之開動，瞬間便能傳遍天下。

    朝廷大事，老百姓知道個啥？

    還不是讀書人們說什么就是什么，讀書人說那是個奸臣，那百姓就跟著咒罵。讀書人要說那是個忠臣，那百姓就跟著燒香。讀書人說韃子是正宗，尊孔奉理教，剔發是新朝雅政，沒什么大不了，那百姓就跟著剔唄。

    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這道理。

    百姓，可不夠格當這個“民”。

    因而，科道清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他們被稱為“顯貴”，便是緣于他們有這睜眼說瞎話而不被追責的權力。

    當朝重臣為了能夠保證工作進行，政令推進，則勢必要拉攏科道，如此一來，朋黨自是應運而生。

    敢于藐視科道“小臣”的重臣們，大多狼狽回家。

    強硬如張居正者，對于科道的打擊也是依靠科道，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而非赤搏下場與當事人一較手腕。

    東林黨在歷次朝爭中主力都是科道，黨內很少有“大臣”存在，這一方面是因為萬歷不喜歡東林黨，另一方面則是東林黨無論是創建者還是后來者，都沒有什么實務人才，只知夸夸其談，不通實際，難堪大用。

    歷數東林黨過往，能為“大臣”者真是寥寥可數，當朝獨相葉向高算一個，當過吏部尚書的趙南星也算一個，治水大師，后來死在遼陽的袁應泰算一個，其他人，都扎堆在都察院和六科，沒有杰出人物，所擅長唯花花文章。

    孫承宗這種，不過是半個東林黨人。其與東林黨只是政治觀點有些相近，但絕非核心，否則，也不會在東林黨全軍覆沒，大小骨干都在詔獄等死時，帶兵在通州對于是否進京猶豫不決了。

    良臣兩世為人，對東林黨看的很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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