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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長安畢竟是大秦之西京，如此改動，豈不魚龍混雜，市井混亂？”

    宰相蕭瑀在皇帝的紫宸殿召見上，大為反對皇帝的這新政。他認為，這太不應當，簡直就是胡來。

    “朕卻恰認為，打破坊街隔離，打破市場的限定，有助于讓長安城活躍起來。你們看看現在的長安城，毫無活力，死氣沉沉。過去長安城有數十萬之民，而現在呢？不到十萬啊。”

    一座設計時能夠容納士農工商，說要抑制工商，卻看不到，如今大秦恢復的這么快，實力這般強，全靠的都是工商。

    比如蕭瑀不止一次的提出要廢除鹽稅，卻看不到鹽稅現在一年收入三千多萬貫，且每年都還在快速增長中。

    這么大筆錢，羅成也無法廢除鹽稅啊。

    若按蕭瑀說的，抑制工商，回到隋朝那種工商無稅，只收租庸調的時代，看似好像挺好，可實際上，一有點工程勞役，一有戰事，所有的負擔就全壓到百姓頭上了。

    也正是因此，隋朝看似無比富裕強大，可一場東征就垮了，本質原因就是隋朝的制度不合理，尤其是其稅制。

    天下掌握財富的那些人，沒負擔起應當承擔的稅務責任，可偏偏連溫飽都很難達到的普通百姓，卻幾乎完全承擔了國家的稅務。

    于是朝廷富裕，貴族官員地主豪強們個個富裕，偏偏就是百姓毫無積余。

    現在蕭瑀卻還口口聲聲要復古合理，卻是假裝看不到那些本質的問題。

    現在大秦的這些制度，可以說正是大秦的根本，誰要動搖更改這些制度，那就是要動搖大秦的根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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