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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確定了新的秩序，一切就能“有法可依”——因此為了使世人遵紀守法，法家的法令主張（盡可能的）公平與公正，不允許任何人挑戰法律的權威，因為一旦法律喪失權威，以法制創建的新秩序將徹底崩潰。

    反對禮制，提倡法制，不法古，不循今，與時俱進，這即是法家思想的根本，也是《李悝法》所提倡的根本之一。

    在此基礎上，《李悝法》又確定了“食有勞而祿有功”、“賞必行，罰必當”的基本準則。

    顧名思義，即「使付出辛勞的人得到食物，使有功勞的人能得到俸祿與賞賜」，這一項，即是《李悝法》對貴族世襲制度沖擊最大的地方，也是魏國在三家分晉后的初期能迅速強大，吸引天下各國人才紛紛涌到魏國的最根本的原因——奪淫民（無功無勞者）之祿，以來四方之士。

    除此之外，《李悝法》還主張“重農抑商”，提出“盡地力”和“善平糴”的政策。

    盡地力，即鼓勵農民精耕細作，增強產量。

    而“善平糴”，即《平糴法》，由國家控制糧食的購銷和價格：政府在豐年以平價收購農民余糧，防止商賈壓價傷農；在災年則平價出售儲備糧，防止商賈抬價傷民，杜絕“谷賤傷農、谷貴傷民”的現象。

    總而言之，《李悝法》，也就是李悝在位期間推行的魏國法令，的確是當時全面而又完善的，哪怕是如今，其實也并未落后。

    足足一個大半個時辰左右，趙王何這才講述完他對《李悝法》的心得。

    其實這長達一個半時辰的講述，總結下來只有寥寥幾個字：李悝法，好！

    當然，趙王何也講解了《李悝法》究竟好在哪里，至少蒙仲聽了之后是認同的。

    繼《李悝法》之后，趙王何又向蒙仲講述了他對《商君法》的心得。

    《商君法》，即商君衛鞅在秦國擔任國相時推行的法令，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李悝編纂《法經》，但是，《商君法》與《李悝法》卻有很大的區別。

    這個區別，即「軍功爵制」。

    說起來，事實上《李悝法》中就有類似的法令規定，即「興功懼暴」，即鼓勵國民立戰功，使不法之徒感到恐懼。

    但《李悝法》的鼓勵軍功，只是給予有功之士相應的錢物、田地賞賜，而《商君法》的軍功爵制，卻是將軍功與名爵聯系在一起——這是「名田制」的雛形。【PS：名田制的雛形，即是軍功爵制，漢朝的名田制，就是沿用于秦朝的名田制。但對于苛刻的秦法，漢朝的法令要寬松地多，可能是因為劉邦出身低賤，深知民間疾苦吧。】

    而除了「軍功爵制」，商君法又加強了“連坐（處罰）”。

    所謂連坐，即使本人未實施犯罪行為，但因與犯罪者有某種關系而受牽連入罪，事實上這項懲罰，早在夏周時期就已出現，但商鞅卻是第一個專門給“連坐”立法的人，這也是秦國的政策被成為“暴政”的其中一個原因，因為實在太苛刻、太殘暴。

    而始作俑者的商君衛鞅，自己最后也死在這條規定上——秦惠王上位后，得罪了這位君主（其實是得罪了太多的秦國貴族）的商君衛鞅，從秦國逃亡，可沿途卻沒有一個秦人敢收留衛鞅，因為這些人都害怕受到連坐的處罰，以至于衛鞅最終被秦國軍隊抓捕。

    更慘的是，非但衛鞅自己死后還要在秦都咸陽被當眾五馬分尸，就連他的家人，亦因為連坐法，而被全部誅殺。

    足足聊了兩個時辰左右，蒙仲見時候也差不多了，便詢問趙王何道：“君上，您認為我趙國要強大，當前應該怎么做呢？”

    趙王何回答道：“合縱抗秦。”

    不可否認，這的確是正確的主張，畢竟齊國現如今已經被趙國打趴下了，趙國的敵人就只有秦國，只要擊敗秦國，趙國就能稱霸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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