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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中的官員，要么是劉派，要么就是韓派，或是徐夏商一派。

    沒有黨派的也就是邊緣人，沒有拉攏的必要。

    御史是最獨特的一派，他們是朝廷的風憲官，可以風聞奏事，也可以對朝政提出建言，并且不受任何限制。

    哪怕強如天子，鐵腕如韓鐘，對御史也沒有太好的辦法來壓制。

    只要身為御史，就不受國法限制，除了拿好處收買之外，任何御史在祖制和朝廷律例的保護下都是安全的。

    他們可以風聞彈劾官員，外放也不會調到別的職位上去，只會為觀風使，觀軍容使，或是到一路巡查使。

    除非做到巡查使以上，御史才會脫離監察體系，到時候自有上司和律例來約束，在此之前，幾乎沒有任何東西能制約住御史。

    由于朝廷鼓勵開通言路，不管是天子和權相都無法禁止御史說話，御史又是自有傳承格局，連御史中丞只能施加影響，對每個御史的彈劾奏章不能過多干涉，不然的話首先就是御史中丞本人被彈劾了。

    這種格局的形成還是太祖年間，不可否認還是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物，在大魏二百多年的歷史上，多少權臣名將，酷吏或是巨貪都折戟在御史的奏聞之下。

    但政務與朝風有關，和整個天下的大局也是有關。時至今日，已經很難找到完全出自公心彈劾或就政務發表意見的御史了，或是私意，或是黨派之爭，或是金錢收買，真正秉持公義，不阿附權貴，不以黨派私利，不以金錢收買，千萬人而吾往矣的御史風骨，已經是鳳毛麟角，幾乎無跡可尋。

    現在是韓鐘與劉知遠的爭斗高鋒，兩邊俱是只差赤搏上陣，京師看似平靜，其實已經打成了一團亂麻。

    韓派力主持重，并且以賦稅不足為最要緊的理由，韓派的御史紛紛上疏，極言各路災情言重，特別是荊湖路的御史，更是將該路慘況夸大了十倍。

    在某個荊湖路御史筆下，該路已經幾乎十室九空，百姓紛紛逃亡為群盜，只要稍微一個火星丟下去，整個荊湖路都能被炸成粉碎。

    秦鳳路，永興軍路，河北山東各路，情形也是都好不到哪去。

    而劉派則攻訐韓派御史夸大失實，各種災害不一，情形不同，怎么可能一般相同？至于財賦，國用財賦不足，導致民間困苦的最大原因當然就是東胡的數次入侵，朝廷不得不多次重整軍備，每重新招募裝備一個軍的禁軍，所用的賦稅就是整個州府全年的收入。

    這是沉重的負擔，如果不徹底擊跨，或是打疼東胡，隔幾年就來一次，大魏永遠都不能解決和擺脫困境。

    大魏只能在一次次被動防御，軍力受損，民間被毀壞的循環中，最終國力不支，被蠻族放血不停，最終耗盡國力，轟然倒下。

    從某個角度來說，劉派的說法也并非完全沒有道理，東胡人的戰略確實是如此，隔三年左右就會入境一次，北方會越打越殘破，大魏禁軍的損失也越來越大，東胡人卻是放手搶掠大魏的財富，從丁口到牛羊馬匹和一切能搶的物資，他們是以戰養戰，越打越強，將士以南侵為樂事，而大魏被動防守，只會越來越虛弱。

    這就是大魏這樣億萬人口的龐大帝國，最終卻被東胡攻克戰勝的最關鍵的地方。

    沒有精銳騎兵反擊，只能被動防御，幾千里的防線防守起來根本就處處是漏洞，而東胡人雖然只有百萬左右的丁口，卻是能越打越強，最終攻克燕京，混元一宇，使華夏蒙于胡塵之下，其因就是游牧漁獵民族對農耕民族戰事的天然優勢。

    很多事情大家都明白，現在的朝堂之爭其實哪一方都并不是拿出真正有效可行的辦法，劉派說好聽點是破釜沉舟，說難聽點就是賭博，將未來國運，付諸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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