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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獄掾平對著所有人高聲宣道：“秦律重在禁奸于未萌，‘拾遺者刖’，此乃春秋之法，行之百年而未改也！”

    在中國歷史上，夏朝開始有肉刑，包括刖足在內。到了周代，刖刑已經普遍施用。春秋時，諸侯各自為政，各國國君對臣下或百姓動輒使用刖足之刑，如“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

    另據《左傳》記載：公元前六七八年鄭國刖強鉏之足、公元前六三二年衛侯刖針莊子之足、公元前五七四年齊國刖鮑牽之足，等等。楚國還有和氏得玉璞，楚王以為狂，先刖其左足，又刖其右足。

    素以重刑著稱的秦國更不可能例外，刖刑也稱斷足或稱斬趾。《秦簡·法律答問》就曾載：“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趾”。

    鸮聞言，頓時又悔又恨，自己一時情急，竟要連累老父被斬去雙足，只得連忙改口：“不是撿到的！不是撿到的！”

    眾人見其丑態畢露，大笑不止。

    鸮心知無力回天，只得低下頭去，不敢再有任何言語。

    張鵬卻是沒想到在秦朝撿錢也有這么大的風險，頓時出了冷汗。在后世時，他幾次拾金都是自己昧下花了。送給警察？開什么玩笑。

    可是如今到了秦朝，他心中不住警告自己，千萬別撿錢，不然腳丫子就保不住了。

    其實，秦國能在統一后很快就進入天下大治，和“重刑”的國策是分不開的。一般我們提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是儒家宣傳中圣王在世時的社會狀態，后來歷朝歷代都把其當作是執政的標桿。

    可秦朝卻恰恰相反，它能夠實現這一目標，和勸人向善的德政無關，靠的全都是嚴格的律法。

    法家認為，君主治理社會別無選擇，唯一有效的工具是以賞罰為二柄的法律，這是人性所決定的：“人生而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審好惡，好惡者賞罰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

    法家特別強調，要使法律中的罰真正成為控制犯罪的有效手段，必須實行重刑，而不能用輕刑，所謂“禁奸止過，莫若重刑。”何謂重刑?“所謂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

    可見，重刑就是輕罪重罰。法家認為，如果實行輕刑，不僅不能制止犯罪，還會滋長犯罪，即“以刑致刑”；只有實行重刑，才能真正制止犯罪，即“以刑去刑”。輕刑和重刑之所以有如此截然相反的效果，也是為人性所決定的。

    人性總是“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所以如果人犯小罪而蒙受重罰，人們經過權衡，發現犯罪之利抵不上所受之罰，這樣就不愿去犯罪。相反，人犯大罪而蒙受輕罰，人們通過比較，犯罪之利大于所受之罰，人們就會為了獲利而犯罪。

    法家的重刑主義有一系列的要求，其中不僅要重罰小的過失，甚至主張“刑用于將過”，即當人們僅有犯罪動機而未實施犯罪行為的時候，就對其處罰。

    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做到獄掾平口中所說的“禁奸于未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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