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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西歷1445年的升陽，年gdp三萬億馬克的經濟超級大國，則由于提前步入老齡化、經濟增長乏力，結果被聯邦遠遠甩開。

    直到1475年，升陽的年gdp僅有六萬億馬克，與聯邦的實力之比，從1:2跌落到1:。

    升陽的情形，一般而言，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強者恒強、弱者愈弱才是所謂“共贏”的常見結局。

    歸而總之，在聯邦主導的全球化過程中，其他參與者，只要經濟規模相對更小（面對蓋亞最大經濟體——聯邦，這是必然的），就很難從這一過程中獲得切實的利益，相反，自身實力與聯邦的差距，反而還會越來越大。

    當然，即便明知道這一點，在蓋亞表面大多數國家都融入環球經濟循環的現實面前，其他國家也根本沒得選。

    自己單干，一國獨力發展經濟，最后的結果還不如協作。

    經濟運轉的復雜規律，方然無意深究，他看重的，只是這些規律所決定的一種現狀，即，在幾十年的經濟全球化之后，比較聯邦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綜合國力，便不難看出其各自的利弊得失。

    考察gdp的比例，聯邦，蓋亞表面的頭號強國，其年gdp占全世界gdp總量的比重確實一直在下降。

    但是具體到某個國家，某個潛在的競爭對手，情況就有所不同。

    譬如聯邦與西大陸列強，幾十年來，年gdp的絕對差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還在一點點加大，雙方對抗時，決定勝負的關鍵就是絕對差，這數字的原地踏步、甚至略有加大，反映到戰略層面，則是西大陸列強的勝算在下降。

    實力上的絕對差距，并非精神、或者策略所能彌補，束棒斧主義也一樣做不到。

    從這一角度出發，對聯邦在過去幾十年間，一直不遺余力推進經濟全球化的做法，就會有很合理的解釋，相反，對蓋亞其他列強、尤其是聯邦戰略競爭對手的某些國家，積極參與其中的做法，方然就著實難以理解。

    在一個表面公平、程序公平的體系里，弱者反超強者的機會，是極其渺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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