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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朝滅亡，也根源于此。土地私有后，各大門閥對于土地的控制力超過了國家，導(dǎo)致國家空虛，豪強并起，進入混亂的時代。但混亂的時代，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它一定程度打破了舊有的藩籬，讓底層的百姓，有了上升的通道。

    在漢朝滅亡之后，中國幾乎沒有過長時間的統(tǒng)一。三國兩晉南北朝，三百多年之間，歷經(jīng)了十余個朝代。國祚沒有超過百年者，這個時期的國家，雖然意識到了土地私有制帶來的弊端，但由于君主的權(quán)力，極大地受到了門閥的牽制，因此田地制度的改革，一直沒能成行。這也是門閥勢力最為耀眼的時代，也是五姓七望形成的時代，最為懷念的時代。這個時期的門閥，某種意義上來講，已經(jīng)擁有了“廢立”的能力。其根本的原因，還是他們手中掌握的土地。

    而到了隋朝再度一統(tǒng)天下，隋文帝立刻著手做的兩件事，便是改革土地制度和抑制門閥勢力。他想出的辦法，是綜合了南北朝時期的政策，而形成的“三位一體”式辦法。

    均田制，租庸調(diào)制，府兵制。

    首先是均田制。田地國有，丁男二十歲以上，授田百畝，其中二十畝為永業(yè)田，八十畝為口分田。死後還田。這樣的舉措是為了避免瞞報人口現(xiàn)象的發(fā)生，如果百姓想得到田地，就要申報，否則沒有。這樣可以確保戶籍制度得到完善，國家會依據(jù)授田紀錄而向人民征收租庸調(diào)，不論貧富，一律繳納定額的租庸調(diào)。這樣百姓的壓力也不會很大，再就是，戶籍制度的完善，也會有助于府兵和徭役的完成，因此稱之為“三位一體”。

    在目前的情況下，這是一個非常不錯的辦法。但是其隱患也頗大，因為歷史已經(jīng)證明。這個辦法施行到了中唐時期，就已經(jīng)不奏效了。原因是，人口的增長，超過了土地的存量，導(dǎo)致百姓無地可分，卻仍然要按人頭交租庸調(diào)，必然會滋生矛盾。

    還有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地方上的門閥和大族，為了達到兼并土地的目的，以各種方法，或巧取豪奪，或招募流民入籍等等，剝削普通百姓。導(dǎo)致本來應(yīng)該是普通百姓的田地，大量流入到了地方豪族手中。而朝廷對于地方管控的力度非常小，均田制因此而破壞。

    均田制破壞，三位一體頓時瓦解。分不到田地，百姓自然不愿意申報人口，承擔賦稅，瞞報現(xiàn)象屢禁不止。戶籍制度崩壞，府兵和徭役也無法完成。這也是為何到了晚唐的時候，府兵制度瓦解，朝廷對于軍隊的管控失效，進入了“節(jié)度使”時代的根本原因。節(jié)度使在這個時期，已經(jīng)成為了新的軍閥勢力，他們掌握土地，能給老百姓一口飯吃，自然就控制了軍隊。

    眼下是初唐，人口由于隋末大亂，驟減了數(shù)千萬人。在戶籍的人口，只有三百多萬戶，一千二百余萬人。這點人口，以大唐目前的土地存量來，那是怎么都夠用的。對土地的兼并，朝廷上下都不怎么在意，而且從利益最大化的角度，這個時期門閥兼并土地，對國家來是有好處的，因為耕種的土地越多，糧食就越多。

    但李牧既然是穿越而來，帶著后世歷史課本中到的知識，知道了隱患和弊端，他就不能坐視不理。而且由于他的到來，內(nèi)務(wù)府的形成，開啟了大唐的工業(yè)化進程。這就像一個蝴蝶煽動了翅膀，會導(dǎo)致很多不可控制的變化。只要他還想繼續(xù)做自己的事情，他就必須調(diào)控好各方面的制度，來配合他正在進行的事情。

    所以，土地制度，必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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