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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原告被告均是不服，結果鬧到轉運司和提點刑獄司，兩司都發現關鍵性的證據當中有一個很大的漏洞，最后從府庫的舊檔中莫名其妙翻到了突然冒出來、壓在箱底的初始田契、地契憑證，依靠著這幾項，判出來的結果同唐奉賢的初判截然不同。
因著此案，唐奉賢在州中聲威大降，這還罷了，罰銅之外，足足叫他延了一年的磨勘。
若不是其岳父得力，在京中使得動銀錢，他哪里去得了荊州！不輪去哪一個下州，便要謝天謝地了！
然而與官員相反的是，胥吏們從來不需要有這個擔憂。
唐奉賢不理事之后，所有的刑名獄訟，幾乎都推給了判官、推官、錄事參軍，可在眾人審案之前，都要經過下頭胥吏的過手看狀。
總管前期接案事宜的，正是押司李定。
有了李定在前頭理順，幾乎泰半的案子，在正式審理之前，都有了極為明顯的指向性，判者幾乎不費力氣，便能把案子審了。
當真是案子那樣容易審嗎？
其實不然，數十年的老吏，精通律例，擅長筆札，耳目遍布州衙上下，想要操縱司法，簡直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與官員相比，吏員不會有人在后頭盯著，不會擔心官聲，不用害怕磨勘，更沒有走馬承受、監察御史的彈劾。
畢竟在許多官員眼中，胥吏地位微末，全然不被他們放在心上。
無他，上不得臺面爾。
就像一人肩負監察教化民風之職，見到有人在當街便溺，定會上前阻止，并做責罰；可若是見到一條野狗當街便溺，卻并不會去計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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