鰲拜在中牟，年前臘月寒冬，他就在那里部署一場大戰。
鰲拜的對手是吳三桂的大女婿夏國相和大將郭壯圖。
胡國柱和王屏藩失利之后，吳三桂便準備著一場決戰，一場決定中原到底歸誰的決戰。為了籌集糧草，一道道命令從洛陽傳出，一輛輛糧車從潼關不斷的駛往河南，糧車的背后是陜甘全部的戰爭潛力，是陜甘無數家破人亡，嗷嗷待哺的家庭。
洪承疇死時就給吳三桂說過，陜甘之地太過貧瘠，根本無法支撐長期戰事，故吳軍須戰決，萬不能有所遲頓，否則光是漫長的戰線和二十多萬大軍消耗的糧草就足以將吳軍拖入萬劫不復之地。
然而，奪取西安之后，吳三桂卻是一錯再錯，先錯在未能及時東進奪取潼關，再錯在未能全軍進占開封，導致北.京的滿州八旗及時來援，將吳軍擋在了開封以西。
永歷皇帝身死和貴州失陷的消息也讓吳軍上下心人惶惶，在洛陽問過“天意”之后的吳三桂終是在方獻亭、胡于宣等謀士的勸言下改遼王為周王，總統天下水6大元帥、興明討虜大將軍，次以他吳三桂的名義布了伐清檄文。同時在洛陽筑高臺，親往哭祭永歷，哭祭之時，吳三桂哭得十分傷心，周圍之文武百官和洛陽百姓人人動容，俱是大哭，哭聲直震九宵。
哭祭之后，吳三桂便領大軍前往鄭州，欲親自帶兵攻打鰲拜。時近年關，雙方不約而同的罷兵休戰，但所有人都知道，這是暴風雨前的短暫寧靜。
自崇禎以來，河南無年不災，無年不亂。大災年景，天下局勢紛紛攘攘，誰也不知道明天到底會怎樣，誰也不知道這天下一夜醒來是歸了明，還是屬于清。過年的氣氛在中原大地幾乎都看不到，所有人都嗅出了空氣中的燥動的廝殺之意，沒有人愿意成為這場大戰的炮灰，成為明清爭鼎的受害者，但他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這人吃人的世道里拼死掙扎。
洛陽至鄭州一線的大小州縣，是暴風的漩渦。市面上沒有一家米店還開著，也沒有人能再買到一丁點糧食。城外的村落和市鎮原本就荒廢大半，余下的那些和二十年多前一樣，相互抱團，不過這一次，這些塢堡大多投向了吳軍，而不是繼續倒向清軍。
吳三桂在鄭州一帶投入了十四萬大軍，光大將就有夏國相、郭壯圖、馬寶、胡國柱、王屏藩等十多位，而他的對手鰲拜卻只能調動不到五萬的兵馬迎敵。單以動用的兵力計，吳軍足足是清軍的三倍，因此雖有王屏藩和胡國柱的的失利，但真當吳三桂抵達鄭州后，前線的軍心士氣立時有了很大提升。尤其是吳三桂改遼王為周王的舉動，令得不少吳軍將領因為無君可奉的空蕩心理得到了安定。
大軍未動，糧草先行。吳三桂知道鰲拜不可能就此退兵，接下來的這場大戰沒人知道會用時多久，因此糧草的準備就成了吳三桂的要大事。他可以敗在戰場上，卻絕不能敗在糧草上。周王的一道道命令下，每日往返鄭州的糧車數以千計，卻依舊不能趕上大軍的消耗。方獻亭和胡于宣等謀士都知道吳軍在透支控制區內的民力，但此刻卻誰也顧不上那么多了。這場大戰，只能贏，贏了什么都好說，輸了，地盤再大，也沒用。
郭壯圖領軍接應胡國柱后撤后，便將軍營設在了中牟西南四十里地的吳水，連營十數里。其部有近四千騎兵，一半是其嫡系，另一半卻是收編的河南本地的土豪馬匪，雖說紀律松散，隊伍拖沓，可勝在這些馬匪騎術倒也熟練，加上很多是當地人，對地方地形熟悉，因此揮了很大作用。
鰲拜的大營就在中牟，郭壯圖是直面鰲拜，也是離鰲拜最近的一支兵馬，他自是要做萬全準備，將探馬不斷的撒出去，以確保中牟清軍的一舉一動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每日間，清軍的探馬和吳軍的探馬都會交上幾起手，多則上百死傷，少則十數人。為了鼓勵士氣，郭壯圖給探馬的賞格很高，一顆漢軍級能換銀十兩，一顆真韃子的級則能換白銀三十兩。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得益于那些收編的河南土匪和塢堡青壯對地形的熟悉，吳軍竟在和清軍的探馬之爭中得了上風，迫使清軍不敢將探馬撒得太遠。
大軍并未有什么行動，畢竟春節是個大節日，明軍也好，清軍也好，總要讓人過節。
正月初六這天，歇了幾天的明清雙方，在一個叫九龍的鎮子外生了一場大戰。
參戰雙方都是騎兵，吳軍有一千二百多人，清軍則有七百多人。
指揮這支吳軍騎兵的是延綏總兵的孫思克，清軍的指揮將領則是滿州正紅旗甲喇額真圖瞻。
孫思克原是清朝的漢軍旗參領，其本對滿清忠心耿耿，替清朝立了許多功勞。因其漢軍旗出身，滿州對他也是格外青睞，比之一般綠營將領更得重視，按理他不可能背叛清廷。促使孫思克歸降吳三桂的最大原因就是當日他隨信王多尼從貴陽逃跑時，一路上不但親眼目睹許多川中百姓和綠營青壯被滿蒙八旗宰食，其部下漢軍也有不少人被抓去當食物。這還是不是最終讓孫思克決定歸明的最后一根稻草，促使他歸明的最終原因是西安將軍塔拜的投降。或者說，孫思克現清廷已經大勢已去，這才下定決心，為自己，也為麾下這一千多部下謀條生路。
孫思克的和趙良棟等陜甘綠營將領一樣得到了吳三桂的看重，被委以延綏總兵一職，現在夏國相麾下任先鋒官。現清軍后，孫思克立時下令展開戰斗隊形，他觀察了對面清軍陣列，現對方也是嚴陣以待，不由猜測這支清軍騎兵是不是誘敵的誘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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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書友在書評說骨頭筆下的人物都是“人渣”，沒有好人，這個骨頭得承認，因為我不是在寫當代，我是在寫1644年以后的中國。至于是不是好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時代就要有時代的特色，不能因為主角不是這個時代的人，就要強行在這個時代推行不屬于這個時代的東西，無論是思想還是制度，又或什么信仰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