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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們既不肯交這些年的錢糧，那便要他們交崇禎、天啟年間的欠稅嘛。在明朝便交明朝的稅，在清朝便交清朝的稅，本侯覺得這沒毛病。”
閻紹慶聽得險些笑出來，這位新安侯可真是異想天開的很呢，哪有叫人交十幾年前的甚至二三十年前的稅呢。
蔣國柱卻沒當成笑話在聽，而是若有所思的樣子。任惟初也是雙目放光，身為吳中縣令，他對吳中這幾十年納糧完稅的情況可是門清。如果他沒有記錯的話，這吳中富戶往上推十幾年，沒哪一家不是欠稅逃稅的！大明朝要是亡了，那就萬事莫提，如今大明朝還沒亡呢，憑什么不能叫你們繳納欠糧欠稅！
“新安侯這道理，倒是行得通，我大明仍在，欠戶自應上交錢糧于國庫，否則便是叫忠厚老實、奉公守法之人吃虧，徒叫奸詐狡徒得便宜。只是這間隔年頭久了，有些事便不好辦，單帳薄這塊就是個麻煩，還需從長計議...”
蔣國柱認真考慮了蘇納的提議，雖聽著荒唐，可細一品味，卻是天經地義的很。大明自開國之初始，凡有舉人以上功名的士紳和八品以上的官員都可以享受不同程度的賦稅優免，但這個優免是有限度的。所以除開優免的份額之外，官紳和平民百姓一樣，該交稅的交稅，該當差的當差，并不得特殊。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官紳們無視國家法令，上下勾結，沖破法定權利界限，實際上實行的是全額優免，所謂“田連阡陌而不任分毫徭役。”
不僅官紳本家如此，依附于他們的佃戶，疏屬遠親，也無一手一足應公家之役，無一錢一粒充應役之勞。這樣，官戶便成了躲避國家賦稅、徭役的淵藪，此便是所謂的投獻。不僅平民百姓把自己的田地投獻官紳，甚至一些沒有功名的庶民富戶也“籍其產于士大夫，寧以身為傭佃而輸之租，用避大役。”投獻之風愈演愈烈，窮者越窮、富者越富，最終釀成崇禎年間的大禍。
現在既然這些富戶認為他們不當向官府交納清廷治下的錢糧，那便讓他們交納崇禎、天啟年間的欠稅，他們又有何話說？除非他們幾十年來一直奉公守法，該交的錢糧一文不少，該服的徭役也都一樁不落，然而，這可能嗎？
蔣國柱很有感觸，江南這幫官紳富戶在明朝時仗著官府不能拿他們怎么樣，這才公然不納稅。清朝來了，不納稅不敢，便變著法子勾結官府的書吏，甚至直接賄賂官員，從而達到再次免稅的特權。蔣國柱記得一樁事，那是他剛上任時，就有蘇州和松江二府富戶無視清廷催征法令，將本該繳納的賦稅（三十稅一）整整拖欠兩年。也正是因為這樁事，才促使蔣國柱生了起大案的心思。
不過這提議倒是不錯，但聽著畢竟給人以荒唐之感，是否能這樣辦，又或是尋個什么折中的法子，總得要仔細再斟酌一下。齊王那里也得報知。再者也不能一刀切，對于那些抗清有功的和沒有抗過清，及替清軍賣過力的都得區別開，這樣就能將江南士紳分化掉，使他們不能成為一塊鐵板，如此，后面就好操作得多了。
“本侯也是隨口那么一說，究竟這法子行還是不行，終得你們這些官去做。”
畢竟民政上的事，蘇納是帶兵的將領，有些話也不好多說。他話鋒一轉，又提起剛才所見所聞，言語間提醒蔣國柱他們，可得趁早將這事壓下去，要不然會對他率軍入浙產生影響。再者江南安定同樣事關南都安危，錢糧要納，地方也要安定，這二者既沖突又不沖突，如何能將二者平衡，就全看他蔣國柱的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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