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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正公的‘倉廩即足、貨殖興焉’，十分貼切的說明了當時的工商業繁榮。隨著老百姓能普遍吃飽肚子，中上之家更是手有余財，人們對生活質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希望穿的好些、吃的精些；用的舒服些、住的氣派些，于是交通天下之貨、滿足人們需求的工商業便蓬勃發展起來。

    再加上朝廷大加鼓勵工商，不僅從法律上明確‘士農工商、一律平等’的規定，而且興修道路、拓寬運河，為南北商旅提供交通便利。還取消了原本林立的稅卡，嚴禁歧視商人、不準向商人重復征稅……尤其是天佑四年，朝廷對禁而不止的私設稅卡施以嚴懲，兩個月時間一千多顆人頭落地、七千多官眷遭到流放，極為有力的震懾了朝野上下，使盤剝、難為商人的行為大大收斂，給了大秦商賈前所未有的黃金機遇。

    一時間，有志于工商的百姓激增，僅天佑六年一年，向華夏票號申請低息貸款的人數，便達到三萬余人，數額更是達近千萬兩之巨。

    興盛的商業帶來同樣可觀的稅收。天佑新政對工商業采取‘十一稅’，天佑二年新政初行時，所收工商稅款的總數是七百萬兩；天佑三年便提升到了一千一百萬兩，到天佑四年更達到了一千八百萬兩，天佑五年終于突破兩千萬大關，天佑六年更是達到了兩千五百萬兩的高度……已經超過了昭武年間的稅收總額。可謂是一年一個臺階、每年都有顯著的增長。

    再加上從天佑五年開始，全國六大復興衙門終于開始分紅，其中最早成立的南方復興衙門，更是于天佑二年便開始向各股東獻金。作為在六大衙門皆享有四成份額的大秦朝廷，僅此一項收入便達到一千萬兩。

    田稅、丁稅、工商稅、分紅，這四項構成了秦國朝廷的主要收入，總額數達到了恐怖的九千萬兩，是齊楚兩國總和的兩倍！

    更可怕的是，秦國稅賦水平相當低，亦是說有更海量的財富藏在民間，只要有需要，便能爆發出持久強勁的實力來！

    僅就實力而言，秦國終于凌駕于齊楚兩國之上，實現了二百年來第一次的不平等！

    但秦雷深知，錢放在庫房里便是廢銅爛鐵，只有在百姓手里才是財富、才能帶來更多的財富，因此在他的領導下，朝廷花錢的能力一樣可怕，每年僅投入水利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的開支，便達到兩千萬兩之巨，完全的不計成本。

    當然這種規模浩大、曠日持久的全國性工程，也是工商業如此迅猛發展的重要因素。沒有這些數額巨大的財富流入民間，大秦朝新興的工商階級，很難完成原始積累，也不會那么快的做大做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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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富民強，百姓生活安定富足的同時，秦雷也沒有放松對大秦百姓精神的重塑，通過茶館酒肆中的說唱先生，鄉間村頭上的演藝戲臺，大量上演諸如‘李世民大戰王世充’‘關云長千里走單騎’等各種英雄戲碼，潛移默化的尚培養百姓的尚武精神，并公然宣稱‘神州大地只應有一個國家，那就是我們的大秦！’使秦國百姓對開疆拓土、統一三國始終充滿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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