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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陽城投降后的第三天，樊城也降了。樊城本來就是彌勒教的附城，一切都是以襄陽城的馬首是瞻，見‘首都’都降了，他們也沒有義務為所謂的‘大華國’死節，他們太疲憊、太饑餓、太恐懼了，當秦雷答應依照襄陽府成例對待他們后，便在佛女的注視下，緩緩打開城門。
自昭武十七年五月初八起，至七月初十日，歷時六十二天的‘彌勒教大起義’就以這種方式結束了。放下武器的彌勒教徒們，日后必將遭到士族門閥們的瘋狂清算，損失一萬多人的鎮南軍也不會放過他們。但在此時，他們想不到這一點，或者有人想到了，也會心存僥幸，認為只要躲得遠遠地，安度余生還是沒問題的。
要用一句話描述便是，此次動亂有一個殘忍的開端，一個殘酷的**，以及一個殘念的結局。
這次兩個月的南方內亂，對天下局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無論是三國間，還是秦國國內。
從秦國國內看，盡管強大的邊軍坐鎮，沒有讓齊楚兩國趁機漁利，但這次蔓延南方兩省，波及周邊省份，甚至影響全國的大暴亂，嚴重的消弱了秦國的內在實力，深遠的影響了秦國的政治格局、也深刻改變了秦國的軍事結構。
從經濟上看，南方兩省乃是秦國的南方糧倉，以全國三成耕地、生產出全國五成的糧食。雖然漕運日廢，國內關卡林立，導致南糧北運成本過高，北方各省更然以自給自足為主。這也導致南北糧價相差五倍以上，南方米賤傷農，北方米貴更傷農的可笑局面的出現。
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南方在秦國戰略儲備中的地位，此次之所以北方沒有亂起來，完全是因為朝廷將南方的庫府悉數搬空，輸血北方，靠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法子挨過去的。而且歷年東征，朝廷全是從南方調糧，從北方出兵。即使是平時，南方兩省也負責著東方戰線的大部分糧草供給，若沒有南方源源不斷的物資支持，秦國龐大的戰爭機器是很難有效運轉起來的。
朝廷這殺雞取卵的一抽，又‘壯士斷腕’的一拋，把個魚米之鄉的矛盾激化到了極點，最終導致了這場破壞驚人的大暴亂。這場歷時兩個月的暴亂席卷了幾乎整個南方，只有荊州府以東至鎮南軍駐地的幾個府幸免于難，損失自然駭人。
從上層看，但凡暴亂地區，官員士紳被殺戮殆盡，那些實力雄厚的大族首腦，雖然大部分逃了出去，但他們動輒數千的族人是不可能都逃走的，大部分也被葬送在這一場。至于宅院莊園、以及內力的家什器具，當然也逃不了被彌勒教搶光燒光的命運。
可以說南方所有士族門閥都在這場暴亂中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而且越大的家族損失越大，只不過他們的承受能力遠遠強于小門小閥，還能硬撐著罷了。
因三國國策緣故，重新興盛、并幾乎在這個年代達到頂點的士族，以不到一成的人口，掌握著九成以上的社會財富。毫無疑問的，士族蒙受的巨大損失，也就是社會財富的巨大損失，這兩者幾乎可以劃等號。
而從下層看，因為暴亂導致百姓在春耕關鍵時期大面積逃難，萬頃良田無人照料，野草長的比稻谷還高，夏收的守成能有平時的兩成便是燒高香了。幾百萬的逃難難民不僅在戰時需要賑濟，而且戰后要重建家園，組織夏種，以南方恢復造血功能。
也就是說，從五月起，到十月秋收這五個月，兩省的百姓非但不能供養士族，還需要失血過多的士族反過來輸血。而且即使是秋收之后，因為之前損失太過慘重，士族也無法過分盤剝百姓，很有可能還要繼續少量輸血，讓百姓休養生息，越冬春耕。這種情況可能要到明年春耕后才能有所緩解，兩三年后才會徹底好轉，
要想恢復到暴亂前的水平，看起來沒有十年是不可能的。
這是必須的，士族并不勞動，甚至是依附他們的庶族地主也不勞動，他們的一切都來自對社會資源的所有權，而這些資源必須通過下層民眾的辛勤勞動，才會產生糧食、布匹、財寶、珍玩，供他們享受玩樂。
結合兩晉南北朝時期士族的失敗教訓，新三國時期的士族門閥們加強了對依附于他們的下層民眾的重視，一般不會過度盤剝，甚至在今年這樣的災年中，還要反哺。士族們當然不是搖身一變成了，成了慈善家，他們只是更注意避免竭澤而漁罷了。
所以人們普遍認為，十年之內南方不能恢復到原本的水準。
而從政治上看，南方雖然在秦國的政治版圖中影響甚微，大部分豪門大族都在以中都為核心北方扎根，這場暴亂并沒有對他們造成多大損傷。但北方豪族的這種幸免，是建立在對南方豪族的犧牲上。經此一役，本來就積怨頗深雙方，便徹底撕破了臉，再沒有回轉的余地。
而在此役被大大消弱的南方士族，為了對抗北方，自然要前所未有的抱起團來，以利益群體的面貌出現在秦國政治舞臺上。
所以秦雷的復興衙門可謂順應民心，得到了南方南方士族的出奇響應，再加上相對公平合理的制衡制度，短短時間便聚集了南方二百家最大的豪族，滿足了南方士族意圖聯合的政治要求。
之后秦雷審時度勢，提出復興衙門必須把‘支援平叛’和‘組織恢復’當作同等重要的大事，兩頭都抓起來。平叛一地，恢復一地，爭取到平亂結束時，百姓基本返鄉恢復生產，不耽誤夏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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