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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沒有算上朝廷如果要興建水利或者修葺城池、維修道路，疏通運河等方面的工程費用。

    如果還沿用朝廷的舊稅制，朝廷過一年就得倒欠上兩三千萬，這還只是維持正常的運轉，還沒計算戰爭或者遇上災害等需要額外支出的時候。可以說，稅制不得不改，不改不行。不改，一天都維持不下去了。易風雖然有自己的皇帝私人產業，一年有不少的進項，可光靠著皇帝的內帑支撐，不是長久之事。易風早就在計劃著稅制的改革了，只是之前還沒有完全掌控朝廷，因此也無法一步到位。但如今在位已經一年多，內內外外也清理整頓的差不多了，這個時候正式提出來，自然會阻力小些。

    況且，促使易風改革稅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均田制根本是個維持不了多久的政策，而租庸調制就是以均田制為基本。均田制一壞，租庸調制也就失去了根本，國家的稅制也就會崩壞。做為一個有著不一樣見識的皇帝，易風當然不能等到以后崩壞了的時候再去改。

    唐宋推行兩稅法，每年的兩稅收入都在兩千萬貫上下，尤其是中唐時推出兩稅前一年的稅收不過幾百萬貫，推出兩稅后立即翻倍。而易風的新稅法雖然也叫兩稅法，但主要是取春秋兩季上稅之名，實際上卻已經與唐宋的兩稅制大為不同。唐代推行的兩稅最重要的是分為戶稅和地稅，戶稅是按每戶的貧富不同劃分各種富等，然后不同的等級定不同的稅款，而地稅則基本上是統一的，北方等地每畝納田租一斗左右，南方更富裕的田地則為一畝一斗到三斗左右，而代役錢等雜稅也被統一納入了兩稅之中。百姓的稅一年分春秋兩次交，按官府定下的戶等和田數交納戶稅和地稅。而這個數額，則是由官府提出預料好了當年的財政支出數目，然后根據這個數字分配到全國各地，按額征稅，因此可以說，兩稅到底是多少，其實一切由皇帝和朝廷說了算。朝廷說今年要花一千萬，那就征一千萬，天下的百姓根本不同的戶等，田畝分配下去。如果皇帝說今年需要花一個億，那天下百姓就得根據各自的戶等和田數分攤這一億。這種兩稅法，自然算不得公平的。

    而易風的這種兩稅法，并不是量出為入，而是按原來均田制的稅率，定出每畝田所要支付的租庸調，然后把他們全折算為錢，然后朝廷直接就根據百姓們擁有的田畝征稅，田多少就征多少，再無額外。當然，這是主稅，如商稅等屬于另外的稅收。這樣的兩稅，一年也是分兩次征，可最大的區別是稅收的總數是根據天下的田地數量計算的，因此也就會是一個比較穩固和固定的數額。而經過新朝的土地丈量，人口普查，全國擁有一千萬頃土地，貧富土地皆有，然根據新稅制，一年的兩稅折現差不多有三千萬貫，當然，這個數字其實也不是固定的，得根據糧食、絹帛和綿、布等的價格有所浮動，但總體來說兩稅就是這個數字。比之原來每年幾百萬的租庸調，翻了三倍不止。

    雖然翻了三倍多，但這筆錢還是不夠每年基本的財政支出的。為此易風的稅制了，又增加了國家專賣這一塊，用以增進財政收入，專賣的就是鹽茶酒銅錢等一些緊要物資，尤其是食鹽，易風準備學后世的那些朝代，從這里奪取一大筆稅收。易風預計鹽茶酒等專賣稅收一年兩千萬左右，此外還有一個稅收來源則是商稅，易風也打算從中獲得千萬以上。

    這并不是妄想，易風在懷荒時，已經開始推行工商業的展，并從中獲得許多利益。北宋熙寧之時，一年的兩稅折合錢兩千多萬貫，而商稅宋初時只有四五百萬貫，后來也達到了兩千萬貫左右。當然，北宋之時創收最多的卻是專賣，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食鹽專賣，北宋末年之時竟然達到了四千萬貫，而鹽之外的茶葉和酒的專賣也一樣創收許多，每年都在千萬上下。而宋朝特別是南宋，在兩稅、商稅和專賣這三項主要收入之外，還有名目繁多的雜稅，南宋時最高財政收入一年達到一億幾千萬貫，其中雜稅就有數千萬貫，紹興三十年，光是雜稅中的綠總制錢就有兩千多萬貫。

    易風現在不打算變著法子收雜稅，但也不想放棄專賣這個大創收，因此他的目標是兩稅、商稅和專賣這三項，一年至少得收入六千萬，如此朝廷才能保證維持運轉之外，還有富余留下一部份給地方的省州縣使用，使得中央財政外地方也有錢財府庫諸存，另外還可以有錢供朝廷和地方搞建設開，甚至每年還能存一筆錢用以戰爭和救災等專項需要。

    說到底，要建立盛世，搞好統治，都離不開錢。但如此收稅，卻是門高深的學問，不能隨意的強征，任意攤派，那只會越搞越糟糕。在易風看來，宋朝的稅制不錯，雖然說各種稅目繁多，可基本上百姓承受的稅還算正常，如南宋雖只占據著江南一地，可一年的稅收卻過億貫，比北宋時還高出倍數，可他們征收這么高的稅額，卻依然維持了南宋的統治，甚至擋住了北方異族的進攻。而另一個易風看來反面教材的卻是大明朝。

    大明朝一年的財政收入只有幾百萬兩白銀，看似收的稅很少，可實際上百姓的日子卻過的艱難，原因就在于大明的鹽稅、商稅這些大筆的稅收都流失掉了，被那些官紳地主階層給擄奪了，肥了那些人，卻苦了朝廷。然后兩稅方面，同樣如此，官紳擁有諸多免稅免役特權，加上大量的隱戶，使得朝廷的稅收大量流失，最后一年只征收到幾百萬兩，卻還絕大多數都是從普通百姓身上征到的。當大明遇到遼東的危機以及關內的流賊作亂，朝廷用兵不斷，便缺餉少糧，最終不得加征加派，朝廷每年加征的幾百萬兩的三餉，最終卻又幾乎全從普通百姓手里征收來的，導致的結果就是貧苦的百姓紛紛破產，最終葬送了大明朝。

    易風看來，南宋一個偏居一隅的朝廷一年征收一億幾千萬貫的稅收，而明朝一個統一中原的大一統王朝一年卻只收幾百萬兩稅收，加派三餉卻導致天下沸騰，這不正很好的說明了問題。明朝只知道收窮老百姓的稅，而宋朝卻主要靠收商人的稅，其次是通過專賣這個迂回的方式收稅，給百姓相對公平的稅制，錢收了，天下卻依然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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