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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我寫得很忐忑，每一章都要查很多資料，還揪出來了很多史書上的明顯錯誤。很多時候我不是不想多更新，是真的寫不完，雖然我知道要寫什么。

    我要保證能把盡量真實的歷史大勢還原，而不是照抄史書，經常腦闊疼。史料是真的不能囫圇吞棗一樣搬來就用。

    比如說根據現代史學泰斗嚴耕望老先生多番考證的結果，夔州人口起碼是食貨志記載的五倍以上。

    很顯然史官受限于時代局限，忽略了流動人口對于經濟的影響力，對于商品經濟的理解也很淺薄。

    史書上夔州是不毛之地，人口不過一萬戶。但嚴老先生綜合其他史料考證，僅府城戶口便超過了一萬戶。

    那里是西南除了成都以外有數的大都會，川東在封建時期持續時間很久的經濟文化中心。

    再比如說開元末期的唐朝財政其實就已然處于崩潰狀況，是依靠“拆墻”的模式，通過中央少調撥甚至不調撥款項給地方，讓地方多承擔財政壓力，以此來實現財政的收支平衡。

    當時的情況，已經窘迫到有些地方驛站，官府無力經營，不得不被迫轉包（強行攤派）給地方大戶。然后當地哪個大戶接了就會很快傾家蕩產，經常有人舉家逃亡躲避攤派。

    近些年出土史料里面都有詳細記載，這些史書是不會直接寫出來的。

    前十萬字，里面或許簡簡單單的一句話，都是我辛勞很久的成果。

    第一幕的劇情半遮半掩，實際上主題就是關于唐庭稅收貨幣化，關于調整租庸調的一個嘗試。類似操作，歷史上是在李林甫掌控下鋪開的，但半途而廢了。

    由關稅的爭奪，引出李隆基的窮奢極欲，引出長安位置的偏頗，引出關中與河北的系統性矛盾。

    這是第一幕，也是開元末年的歷史大勢。

    我集中說的都是這些歷史脈絡，而不是什么李隆基殺三子啊，立李亨為新太子啊，李林甫上位趕走張九齡導致朝政墮落啊之類的。

    這些都是表象，讀者老爺們都知道，我就不想再以這個作為主線背景來寫，都是寫爛了的。

    我要是著重寫這個，那就好像是殺了這些人，唐朝就會千秋萬代一樣。如果按這樣寫，我一天能更新一萬五，根本不會腦闊疼。

    上本書，我在寫的時候，關注比較多的，是歷史的“劇情”，是整個大背景的故事走向。因為上本書很多讀者連基本故事背景都不了解。不得已而為之。

    而這本書，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我的著眼點，便在于歷史的底層脈絡。

    盡量還原開元天寶年間唐朝真實的社會、經濟、政治、人文形態。不僅限于長安城。

    研究唐代經濟的古代人，常常忽略了一個現代人很容易察覺的問題：他們在算經濟賬的時候，只算國家總量，而不算經濟運轉的速度。

    只計算錢幣的發行量，而不去管它的流通速度與流通領域。

    只站在國家層面去查看國家經濟是否健康，而不在乎社會基層的穩定度。（我沒有借古諷今，不要關聯現代謝謝）。

    很多時候評判的標準不同，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

    比如說唐庭在河北的各地府庫就是滿的，一直都是滿的，包括安祿山造反之前都是如此，從來沒有說缺軍糧之類的事情。

    這樣就會造成一種社會很穩定很富足的錯覺。

    但如果以此來說明河北財政狀況優秀，民生狀況就良好，天寶時期大唐天下無敵，都是邊將故意搞事情，才會爆發安史之亂，鬧得民不聊生。

    那這就是非常錯誤的觀點了。

    世界上每個國家為了自己的糧食安全，同樣會建立了很多大型糧倉，這些糧倉常常都是滿的。

    打比方說現在作者我本人就是在唐朝開元時期，而且窮得揭不開鍋，沒錢吃飯了。那請問我可以去官府的糧倉討飯吃么？糧倉的工作人員就應該打開糧倉讓我吃么？

    答案應該不言自明吧？

    官府是官府的，民間是民間的。

    在“盛世”里面寫亂世跡象，這本書我想應該是沒有同類作品的，包括我自己寫過的兩本書。這對我而言是一個全新挑戰。

    我盡量把故事說得明白，在大勢里面講伏筆講變化，而不去糾結一些小細節。也盡量不去寫一些現代人自以為是的東西，妄圖可以逆轉劣勢的腦殘劇情。

    這種能不寫，就一定不會寫。

    比如說以為自己口才好，以為自己心細如塵，抓到對手的一點小辮子，就可以去跟李隆基講道理，跟李林甫去講條件說服對方如何如何。

    讓本來被罷官的人可以免于罷官，可以把李林甫身邊的那些爪牙玩弄于鼓掌。

    以為掌握了一點信息優勢，就能翻盤絕境。

    這一類的故事，不會出現的書里面，一章都不會寫。很多小事，都只是大勢的導火索，無論怎么擺弄引信，只要沒能力拆炸彈，那么不可能改變任何事情，一點都不能。

    我所知道的絕大多數的古代故事，其實都沒有那么復雜的套路，因為在信息傳遞不暢的古代，真的很難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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