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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這些人根本沒怕跟所謂的惡勢力斗爭和一些部門的不作為，我們只是需要正義，得到應有的結果，而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后來，老師建議我們大家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怎么做，如果真想追究到底，追回損失的同時讓商家受到處罰，那在必要時就需要去公安局做筆錄，反映真實案情。”

    “如果只是想追回被騙金額，商家愿意退款可以不追究的責任，那事情的跟進方式就要有所改變！”

    “理性來說，我當時的意見是如果他們愿意拿出賬本退錢，并承諾以后不會再這樣騙人，我們可以考慮不追究責任，但事實證明，這基本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繼續詢問大家的意思，得到的結果還是大多數同學都希望追查到底。”

    “因為這樣，那之后，我又帶著一些同學去公安局報案，并鼓勵群中其他同學也去報案，但真的去報案的同學很少，大家就是說說而已，案子也遲遲沒有立下來。”

    “后來，我又去找了學校保衛科，保衛科科長的意思是我們不能被忽悠了，一定要先去公安局報案要求立案偵查，我們這些人一起去了，公安局方面是不敢不受理的，他們在外面肯定會盡力，所以勸我們不要鬧，并且科長表示愿意帶我們一起去報案。”

    “后來，我們在群里鼓勵其他同學和我們一起去，但實際效果不佳，依然不能立案。”

    “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反映人數過少，還是只有我和兩個室友一起去的，另一方面我們沒有更多實證，盡管我們上到法律法規工商條例，下至公平正義良心道德全都據理力爭，一度爭吵鬧翻。”

    “而公安局咬定現在兩個當事人，也就是第一任老板金強和第三任老板焦慶鋒都沒有逃避責任，更沒有畏罪潛逃，反而答應協商解決，這一條就不構成欺詐，所以不能以詐騙罪立案。”

    “不過，當時老板那邊有所妥協，表示愿意按照實際信息進行一定數額的退款，公安局方面表示愿意見證和從中協調退款事項，但是，不能按照我提供的證據來。”

    “畢竟，我不能代表受騙同學每一個人，公安局和店家方面都認為我不能保證同學們提供信息和金額的準確性，所以需要同學們自己去公安局提交信息，最后公安局會根據提供信息的人數和金額再協商調劑。”

    “到這一步，局勢似乎已經明了，要定Beautiful  Baby老板的罪基本上是不可能了，我只能轉變方針，盡量為同學們挽回損失。”

    “然后，我在QQ群里發了讓大家去公安局登記的消息，公安局方面的警官也聯系好了，但實際上的結果更令人失望，去的同學沒幾個，大家真的是說說而已的啊，可能沒幾個真的在意維權這件事吧！”

    長長嘆了口氣，陳勇的語氣也不知是哭是笑。

    “我后來嘗試過聯系新聞媒體，但還是無疾而終，對于經濟糾紛一類事情，公安局方面也是仁至義盡了，我也不好繼續往那邊施壓。”

    “而去公安局登記情況的同學實在是太少，關于賠償的問題一直沒下來，我也是實在沒辦法，就只能把這件事推到學生會維權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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