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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是沒有農民工的，也不存在職場人員的春運返鄉潮——因為國家默認把你分配到哪座城市工作，你就是哪兒的人了，有什么好回“祖籍”的。

    這種認知，導致了所有機關單位、國有企事業，都是臘月二十九還要上班，除夕才正式放假，也不太會有人提早走。國家覺得你只要下班回家就能過年了，又不用去外地，多方便。

    所以年前的最后一個星期，顧驁還是得勤勤懇懇在單位上班，站好年后出國出差前的最后一班崗。至于其他項目上的事兒，也只好先放一放。

    這種工作與戶口強制捆綁的政策，還有很多影響。

    比如可憐的顧驁，說一個平素多年沒注意到的悲慘細節：那就是自從四年多前他上了外交學院起，其實他的戶口本就被強制改了，改成了京城戶口。

    而他畢業后分配了工作，就更是順理成章地從學校把戶口掛到了單位，也就是外資委，正式分了房子后再落戶到那套房子上。

    后世21世紀那種允許大學生自主選擇、是否把戶口遷到大學所在城市、落成居民戶口的人性化政策，如今是不存在的。

    后世那種大學教務處工作人員百般恐嚇誘騙農村新生放棄農民戶口、遷到學校來，然后被暴怒的學生拍桌反撂狠話：“遷尼瑪幣！敢逼勞資信不信我不念你個狗大學了！學歷能有勞資的城中村戶口值錢？勞資一輩子包租公賺得比校長還多！”的情況，現在也是不可能出現的。

    不過幸虧顧驁在錢塘也只是居民戶口，沒什么值錢的，換到京城也不吃虧，所以他多年來一直選擇了遺忘這事兒。這輩子他是要當大佬的人，再在乎戶口就有點丟人了。

    廢話少說，顧驁就這樣安安分分上了兩天班，臘月26這天下班的時候，包處長讓他留一下。

    “小顧，你過來一下）大后天開年終總結匯報會的事兒，你知道了吧？”

    “知道，劉秘書剛才不是通知過了么？”顧驁拎著公文包，回頭走進包處長的辦公室，關起門來禮貌地回答。

    他口中提到的劉秘書，是副主任的秘書。所以委里開會的時候，如果是劉秘書來通知，就說明這個會一般是副主任主持的，而非主任親自過問。

    至于會議的與會人員構成，顧驁也知道了。那都是副主任分管的原先重工業口的幾個局的人馬，跟農牧輕工招商引資那些沒什么關系。

    通俗地說，外資委是一個有20個司局辦、幾千號人的大委。而顧驁跟的副主任這塊，分管的只有五個司局、三十個處、六七百號員工。

    劉秘書通知的那個年終總結匯報會，只有處級以上干部參加，跟基層員工沒關系，所以到時候總共50號人一間的大會議室就坐得下了。

    包處長點點頭，走到顧驁面前，遞給他一張紙：“那會議的內容，你有打聽過么？”

    顧驁謹慎地回答：“這個……我這級別也不好多問。聽劉秘書的口風，依稀是討論年后交接的事情，梳理一下還有沒有什么要查漏補缺的？”

    年后三四月份、外資委要撤并的事兒，如今早就傳遍了，委里可謂是人人知曉。考慮到工作交接至少就要一個月，所以真正給大伙兒做實事、推進實質性工作的時間，已經不滿兩個月了。

    這次年前開會，副主任肯定要梳理一下還有哪些沒收尾的事兒，重點跟進一下。

    不過，包處長顯然知道得更多：

    “劉秘書通知的，只是官面上的話——副主任不準備帶劉秘書去電子工業部，她不對口。所以有些東西，剛才下午副主任又喊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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