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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之后，京城，外資委。

    顧驁如期回到國內，并且辦理了“結束停薪留職、恢復原職”的交接手續。

    他的身份，也正式恢復到了外資委機科辦的一名副處長、正處級待遇。

    今后的一年，他將重操舊業，跟正處長老包（副廳級）一起，協助辦公室主任完成“突破巴桶灰區封鎖技術統籌竊取”的重大項目。

    （因為YD官場，到時候這部分情節細節就不展開了。）

    辦完手續，回到自己辦公室，包處長和另外幾位同僚居然很客氣地堵門等他。

    “小顧同志，歡迎回來。”包處長邊說邊給他拋了一根雪茄。

    顧驁：“包叔你太客氣，都老熟人了，怎么跟我客氣起來?！?

    包處長拍了拍他肩膀：“應該的，小顧你可是覺悟高吶，值得我們學習——跟基辛格教授讀博，都還甘心回國。

    知不知道，副主任批你出國的時候，可是做好了你滯留不歸的思想準備的。畢竟犧牲一個人才，換取多一個建交國、換取喬治敦的華爾士外交學院由大陸學生讀研，也值了?！?

    其他同僚也有附和的：“小顧，你不知道吧，去年開始，國家放出去留學的某些小同志吶。嘖嘖，國內的時候看著學習好、覺悟也高，看到了外面的聲色犬馬，就……唉。”

    顧驁沉默了兩秒，顯然知道他們說的是什么。

    80年代，國內的不自信問題確實是非常需要正視。哪怕是外交系統內本身沒問題，但周邊人員出現不可描述情況也是難免的。

    更別說留學生出去了就不想回來，太常見了。

    畢竟哪怕你當個縣長，說不定物質生活條件還不如美國一個普通工人呢，誰不想過好日子啊。（如果是底特律那種特殊畸形的情況，極個別工人一年70萬美元，那省市領導都趕不上）

    外交學院培養顧驁固然是花了不少成本的，而且顧驁還是那一批里的頂尖人才。

    但如果放棄顧驁這個人才，能換來多一個建交國，那這筆買賣上面的人肯定覺得是劃算的。

    說不定過年的時候，《人人日報》上大篇幅報道他的好事兒，還是在確認了他的立場后，斡旋示好，給他個甜棗、堅定他回來的信心。

    顧驁忍不住嘆道：“其實大家都多慮了，我知道輕重的。外國有什么好的。那不過是一個發展成熟飽和了的社會。哪里像我們這里，每時每刻都有上升通道，前途遠大?！?

    包處長笑道：“你肯這么想，那就最好。過會兒中午，副主任可能要親自給你接風呢，你想想看，到時候該怎么講話?！?

    “謝謝包叔提醒，我會注意的。”

    “對了，據我所知，你在美國投錢拍了電影——有沒有錄像帶給咱瞅瞅，咱也看看最新的美國大片啥樣。”談完了公事后，包處長忍不住調侃。

    顧驁：“我有帶膠片拷貝，到時候給你們拿?！?

    包處長：“誰要拷貝呢，你有膠片我們也沒地方放啊，家里只有錄像機?！?

    顧驁：“也是，那等幾天吧，我找個朋友幫我翻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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