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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你對‘偽證罪’和‘妨害司法公正’熟么？”

    “什么？我知道你是專攻國際商法的，但刑法你總學過的吧？我不管，你自己不行就找個可靠的刑法學牛人，甚至找教授也行。錢我會私下給的，你別問干什么。

    我就是要一切能有助于證明‘只要說謊所要掩飾的目的不屬于法律規定應當披露的內容、那么說這個謊就不算偽證’的判例、組合、推演！”

    “這樣可以搞定了吧？OK，給你兩天。什么？太急？我加錢啊！實在不行你找個教授，把他下面的廉價研究生勞動力都動起來，查快一點。”

    “沒辦法，你這個環節好了之后，我還要移植呢，只能這么趕。說好了，一共八千美元。”

    顧驁掛斷給表哥陸光復的電話，一個難點已然攻克。陸光復表示一定完成，兩天之內會親自驅車把顧驁要的東西送到華生頓來。

    在1981年，八千美元夠雇哥倫比亞大學一個還湊合的法學教授團隊好幾天了。刑事類頂級的律師，貴也貴不到多逆天，終究不如商法類貴。頂級教授打表兩三百美金一個小時，頂天了。

    至于研究生助手都是打包算錢的，也就是承包制。

    不過，后面的移植環節就絕對不能交給外人去做了。

    一來是常青藤各法學院的師生，不太接觸國際法——他們主攻國際商法的強人是很多的，因為這個來錢，但那屬于“國際私法”。至于怎么跟外國簽條約、讓美國加入某些國際組織，這屬于“國際公法”。

    而研究公法最擅長的，其實還是外交和國際關系專業，因為他們才是專職跟談條約、應對議會打交道的。

    其次，不僅是能力的問題，更有保密的問題。

    顧驁不能讓外人知道，他拿“如何利用謊言性質給偽證罪脫罪”的材料，是想往哪個方向移植。

    這事兒如果給他靜下心來，靜靜鉆研一兩個月，估計也是可以搞定的，但現在顯然沒時間了。

    他在別墅的花園里來回踱步了十幾圈，終于下定決心，只能抹下面子去麻煩一個老朋友了。

    當晚顧驁搞材料寫提綱到很晚。第二天一大早，他先去學校里先晃悠了一圈，跟同學們交流了一下進度、互相談了點心得，再大致給基辛格教授匯報了自己的思路。（只挑暫時適合說的說）

    大約上午9點多，顧驁估計大使館已經開始辦公了，就離開學校，確認沒有人跟著自己，開車往北兩公里，停到了哥倫比亞特區大學里。

    然后在車里換了一身衣服，把風衣領子豎起來，下車走路去使館。

    諸位看官可千萬別把“哥倫比亞特區大學”跟“哥倫比亞大學”搞混。后者是常青藤八盟校之一的頂級私立大學，在紐約。而前者就因為多了個“特區”，或者說“DC”的“D”，就只是一個華生頓本地的辣雞公立大學，孱弱到只有四個專業。

    不過這座“哥倫比亞特區大學”的地理位置倒是不錯，正好扎在使館區旁邊。

    顧驁僅僅徒步走了兩三百米，繞過李家坡、以色列、約旦和巴基斯坦的使館后，就到了中國的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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