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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嘯沉思良久，決定對于江南一帶的土地兼并情況，首先采用與山東類似的做法。

    那就是，由各地地主或自耕農，自行審報自家土地，然后由官府核查比對，以此方式，來先進行田畝測量與統計。

    在山東時，李嘯推行了這樣的政策，可謂別出心裁。當時山東當地的地主們，以為李嘯這樣做，是為了將來收稅方便，故皆盡量少報自家的土地，以求到時可以大大減少上繳的稅額。

    結果沒有想到，李嘯隨后就派人核查，將地主那些瞞報的土地，當作無主之地全部沒收，讓全山東的地主，大大地吃了一個啞巴虧，簡直可以說是，悔之無及。

    因此有了山東的先例在前，現在的江南一帶的地主豪紳都聰明了，個個都按實數審報，絲毫不敢作假。他們以為，這樣一來，李嘯就會對他們毫無辦法，從而最終只能默認現狀。

    最終，李嘯安排的人手在各地親自核查之后，發現其上報的土地數量，與實際田畝之數，倒也差相仿佛。可見，有山東地主的慘痛教訓在前，這些江南的地主們，倒是個個精乖得很。

    只不過，這樣一來，就完全沒事了么？

    他們完全低估了李嘯的狠辣與手腕。

    在當年的十二月底，離過年前還有數天時間，整個李嘯占領的江南地區，各個州鎮的街頭巷尾，都了一封長長的新告示。

    告示中，李嘯規定了一項全新的政策。

    即江南當地的地主財紳與自耕農們，每家每戶，最多只能保留田畝數量為200畝，這項規制，被稱為地戶基本田。這些基本田所繳稅額，淮河以北之地，暫與山東一樣，而淮河以南之地，與山東土地相比，每畝多收兩倍。

    之所以江南這一帶的土地，要比山東這樣的北方之地，田稅數額要多兩倍，倒不是李嘯存心欺壓，而他在仔細考慮了當地的田畝產出后，才作出的慎重決定。

    因為，江南所謂的“重賦”，其實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在明末時期，生產技術的創新、新品種的引進，自然條件的優越，使得江南地區在農業產量上，遠遠超過北方地區。

    “蘇湖熟，天下足”，這句俗語，已充分體現了這一地區的農業生產在全國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

    早在北宋時，范仲淹就說：“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系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余萬石。”

    而到了南宋，高斯得則說：“浙東浙西之處，上田一畝收五六石，故諺曰‘蘇湖熟天下足’”

    而在明朝時，明人謝肇淛也指出：“北人不喜治第而多蓄田，然磽確寡入，視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

    甚至到了清朝時，清人尹會一也說道：“北方地闊，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至百畝，力散工薄。”

    因此，如果只是因為蘇松田賦，高于北方地區即認為是重賦，顯然沒有考慮地區之間經濟水平的巨大差異。

    而李嘯之所以規定了200畝為限的基本田，而沒有如后世那般殘酷而堅決的打土豪分田地，實則是因為在國家尚未完全統一，民眾思想尚未達到近現代水平的情況下，所做出的最大限度的改良與妥協。

    因為擁有200畝的地戶，在人口稠密土地較少的江南地區，已將大多數的自耕農與中小地主包括在內。要知道，在明末江南，擁有30畝以上的田土，便足以稱為當地的富戶與地主了。而普通自耕農，一般皆只有兩三畝地，甚至只有幾分地。

    這樣一來，李嘯通過適當的妥協與退讓，大大減少了自已的對立面。現在他要堅決對付的，就只有人口只占少數的大地主與大豪紳了。

    此上，是李嘯制定的基本田狀況。而那些土地更多，占地更廣，動則成千上萬畝田土的大地主大豪紳，他們超過200畝的多出土地，被稱為地戶富余田，官府并不強迫沒收，但是，這樣地戶多余田，卻要他們每畝多繳納，相比基本田多出十倍的田稅。

    十倍于基本田的田稅，這可不是小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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